美国想对中国以“恩人”自居，国内不负责的媒体又搞炒作
中苏之间出现紧张军事对峙后，美国从1969年夏秋起便开始缓和对华关系，包括禁止台湾当局对大陆实行军机侦察，基本取消朝鲜战争以来实行的对华禁运，目的就是争取中国在战略上靠拢自己以对付苏联。
在这种大背景下，苏联准备对华实施核打击的消息就开始散布出来。看一下炒作这类消息的美国媒体，又是来自民间报纸而非官方。因为美国一向标榜“新闻独立”、“新闻自由”，美国的媒体绝大多数属于私营，有时又充当官方传声筒，散布的消息能达到影响和蛊惑人心的目的自然好，即便被揭穿是谎言，政府也可以不负责任。
苏联瓦解后，中国有关人员查找了俄罗斯档案，并未看到真有进攻中国的计划。1995年至1999年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的李凤林曾自60年代中期起便参加了中苏边界谈判全过程，他后来研究了历史资料曾总结说：“事过多年之后，现在看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当时对于战争可能性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进攻而备战，迄今还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双方任何一方制订过进攻对方的计划。对于这种误判的原因，需要专家学者进一步研究。”（《百年潮》2008年第7期第32页）
中苏两国出现如此严重的“误判”，首先是双方缺乏基本的信任感，美国从中散布离间性消息无疑也起到一定作用。
1971年，尼克松总统提出的访华要求得到中国同意，美方就此进一步散布苏联可能对华发起攻击并需要美国“保护”一类言论。毛泽东主要从苏联的军事威胁角度考虑，决定同美国改善关系，不过对当时美国散布“帮助”和“保护”中国防范苏联打击的言论十分反感。1973年基辛格来华时，周恩来在会谈时就驳斥了美方表示要提供“保护”的说法。
碰了钉子后，美国为了进一步加深中苏裂痕，仍利用各种渠道苏联对华威胁的严重性。苏联派驻联合国任副秘书长舍甫琴科在美国叛逃后，不久发表了《同莫斯科决裂》一书，其中又这样记述珍宝岛事件后的情况说：
“参加政治局讨论的一位外交部的同事告诉我，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他主张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的炸弹。”
这段叙述后来被国际上不少书籍引用，不过若仔细考虑，若苏共政治局真有这样的讨论，一个中级外交官的“外交部同事”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苏联档案上也无此记载。对这段书的内容是否可靠，笔者在2002年曾询问原苏联远东研究所所长、后任俄中友协主席基塔连科。他称看到过苏共对华关系的众多档案，也问过那时的苏共政治局委员，根本不存在此事，“这个叛徒的‘回忆’完全是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需求编造的。”
1989年中苏两国关系最终完全实行了正常化，90年代中俄两国又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当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对立关系都不愿再提起。可叹的是，90年代以后国内一些“演义”式的所谓“纪实”为寻求猎奇，又拣起当年苏联准备对华实施核打击的传闻，并做添油加醋地说什么“美国帮助中国避免苏联核打击”，甚至编造出苏联领导人的表情变化和“喊叫”内容。尽管有识者一看便属小说式的臆想描写，这类内容近年来却反复在一些小报、通俗书和网站中流传。
有些想宣传美国对中国“有恩”的人，在撰文中曾危言耸听地散布说：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正式告知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苏联想要对中国施以“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华盛顿当局反对苏联的计划，并威胁要打击苏联的城市和军事设施，这才最终阻止了苏联的核冒险。这段叙述得不到当事人多勃雷宁和基辛格的证实，有些细节描述明显系编造。至于说美国为“保卫”中国而不惜自己陷入核大战的风险，更是违反国际常识的天方夜谭。美国在中苏冲突中的战略意图非常明确，那便是希望这两个“共产党巨人相拼”而两败俱伤。正视历史的人都可看出，美国不仅不存在拯救中国之事，过去还多次公开威胁对新中国实施核打击，还一直支持台湾当局并阻挠中国统一，对华谈判中提出“保护”之辞是只是想拉中国向其靠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