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骑射”改变了中国古代几百年相传的军制——
骑兵取代战车的军事变革
■徐 焰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中国古代《诗经》中的这两句，说明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决定性一仗——牧野之战是靠战车取得了胜利。从那时起直至战国前期，马拉战车一直是军队主力。不过战车只适合在平原驰骋，在山地和其他复杂地形上还要使用步兵，那时的人虽也想骑马冲杀却因没有鞍具而无法乘坐。
在古代，新兵种的建立，也需要物质技术条件的创新。人类最早将野马驯服成功后，开始只能用于拉车。公元前10世纪西亚的亚述国发明了马鞍、马缰绳，才解决了人坐上马背以手搏斗的难题，骑兵就此诞生。通过波斯等中亚国家的技术中转，公元前4世纪中国北部的匈奴部落也有了乘马骑士，并以“来如飞鸟，去如绝弦”的方式不断袭扰劫掠华夏内地。
公元前4世纪末，地处胡人和华夏民族交汇处的北方赵国最早建立了骑兵。这个位于今天河北中南部、山西北部，首都在邯郸的国家虽以农耕为主，却频繁接触游牧民族习俗，了解其军事优长。看到匈奴人已经能够骑马弯弓射箭，内地人驭马只能用来拉车、耕地，本国面对胡骑袭扰又难以招架，15岁继位的赵王雍便决心学习匈奴人的长处，让工匠模仿缴获的胡马鞍具自己打造，生产出马鞍、马缰绳，终于使本国的马匹可以骑乘作战。
赵雍史称武灵王，他闻名于中国军事史，正在于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变革。华夏传统服装是长袍宽袖，不便于骑马射箭。为此，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下达易服令，让男人改穿胡人式紧袖短衣和长裤。这种全国性移风易俗的改革，对重服饰礼仪的传统观念形成了重大冲击，众多臣属惊呼这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赵武灵王却从作战需要出发，反对法古不变，以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推广服饰改革。他还亲自练骑马弯弓并露宿草原，在靠近河套的草原建立起华夏民族最早的一支骑兵，聘请擅长骑射的胡人充当教练，推广了养马、制革、设兽医和筹办草料等完整配套的制度，很快培训出1万名组织精良且射术高超的骑兵，其他列国的步兵、车兵和北方零散部落，面对赵军狂飙般的攻击一时均非对手。
“胡服骑射”这一措施，改变了中国古代几百年相传的军制，实现了由车战向骑战的转变。骑兵同车兵、步兵相比，具有速度、越野和攻击力的绝对优势，当时军队实行骑兵化的重要意义，相当于现代战争史上陆军由徒步跃升为机械化。
赵国在战国七雄中率先建立骑兵后，短短十几年便由一个小小中山国都敢侵犯的弱邦崛起为唯一能够同秦国相抗衡的强国。赵军灭中山国后，南抑魏齐，北逐三胡开疆千里，还占领了如今陕北一带，对咸阳构成直接威胁。赵武灵王有一次化装为本国使节的随从亲身进入秦国，以晋见为名入咸阳宫观察对手内情，秦廷在其返国后得知此事惊恐不已。在统一华夏的战争中，“秦之畏害天下者莫如赵”。后来秦宣太后（即“芈月”）将义渠国（如今的陇东和宁夏一带）的草原劲马和骑士收归己有，再加上步兵强弩的优势，秦国才最终战胜赵国。
“骑射胡服思雄才”，这是郭沫若当年游邯郸丛台时追念赵武灵王的诗句。如今人们谈及军事变革，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变革先驱者非赵武灵王莫属。近代史学家梁启超曾评价说：“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惟秦与赵……商鞅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他甚至把这位堪比俄国彼得大帝的赵武灵王盛赞为“黄帝之后第一伟人”。
赵武灵王在军事改革上成功，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却走上歧途。他一心统军，将王位传给幼子，自称“主父”（相当于太上皇）。这种“国有二主”的体制，自然同专制王权不容分割的要求相矛盾，导致赵武灵王在公元前295年父子兄弟相残的宫廷政变中被困沙丘宫（在今天的河北邢台），活活饿死。近代学者梁启超追溯战国史时曾叹息说：“使主父而永其年，则一统之业，其将不在秦而在赵”。
虽然赵武灵王的下场可悲，他创建的骑兵却显示出巨大优越性，很快刺激了其他列国也发展这一全新兵种，马拉战车在战场上被淘汰而改为运输之用，中国军事史从此进入了骑兵起决定作用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