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关键，就是激发这些火种。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日本发动的入侵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广阔空间。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的经历就十分典型。钱伟长1931年以中文、历史双百成绩，被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五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但同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他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后拍案而起：“政府讲不要抵抗，因为人家有飞机大炮。我听以后火了，下决心。我说我要学飞机大炮！”钱伟长极具文史天赋，但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为了内心这个愿望，他极其刻苦。五年之后，他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抗日的愿望，把本该成为文史学家的钱伟长变成了现代中国力学之父。
钱伟长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抗战时期，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加入抗日队伍的潮流。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奔赴延安。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中从未有过的景象。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队伍素质，增强了国人信心，拓宽了发展前景，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各阶层民众感天动地的抗战事例，举不胜举。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邯郸西部山区一个村庄。
一天，孩子们正在追逐玩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围了。好几个正在开会的区委干部来不及走脱，都被困在村里、混在乡亲里面。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5000人中，有1000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糖果，一个一个地给，“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随便指指哪一个不是村子的人。”没想到的是，1000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接糖。鬼子把孩子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孩子的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重新紧紧攥上。日本人的糖掉在满是灰土的地上。几十年过去，有人问当年其中的一个孩子：“你们咋那么大胆？真的一点不害怕？”已经白发苍苍的这位老者回答：“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形容夸张，讲起来平平淡淡。他和他当年那些小伙伴凭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在大灾难面前坚守着那个棒子面窝头一样粗糙无华的意识，“一接，就成汉奸了”。这种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致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盖都无可奈何。在支起来的机枪和塞过来的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汉奸了”这一结论上，他们无人教导、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按照过去的话说，即所谓的“种”。1000多个孩子，个个有种。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关键，就是激发这些火种。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