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创新思路
我们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不是一个单纯对内、对外的问题，而是各个层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原有的国家安全观念、思路进行反思和调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这些话很值得我们好好琢磨。习总书记对国家安全观念做了一个重新排序，主权是第一位的，然后是国家的实体安全，然后才是发展，而发展的条件之一是稳定。
过去，我们习惯于说，稳定是实现发展的前提。和平的外部环境对于一国经济增长极其重要，但和平的外部环境只是发展的前提之一，它不是一个国家政策的目的，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发展，而不仅仅是实现和平。但是，任何的政策设定都是有成本的，实现和平也有成本。而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在现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要高度强调我们的主权和安全，发展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维护我们的安全。
在全球的体系排序当中，如果一个国家的实力处在第三位到第十位，那么这些国家的行为基本上没有区别，一定是尽量争取世界霸主的好感，去遏制排在第二位的国家，因为这样做对它是最有利的。但如果你是那个第二位的国家，你的位置会给你带来许多尴尬。首先，即使你想去联合老大，但老大却不一定愿意和你联手。其次，老二可能想和老三、老四、老五等联合起来把老大赶下去，但老三、老四、老五很可能说，对不起，不感兴趣。因为对他们来说存在着两个疑虑：第一个疑虑是没有必胜的把握；第二个疑虑是凭什么相信老二就比老大好。这就是为什么说排在第二位的国家通常是没有朋友的。次席这个位置逻辑上说是不值得争取的，但也是必须去争取的，因为它是你继续发展、更加强大的必由之路，也是通向第一位的必由之路。
现在中国恰恰就处在这个位置上。值此之际，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念要发生改变。因为我们不能再躲在一边，不引人注目地去实现发展了。换句话说，我们没法再韬光养晦了。我们不是要否定韬光养晦，韬光养晦在过去十几年为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它毕竟是有前提、有条件的。一只“绵羊”韬光养晦是可以的，一头“大象”韬光养晦是没有道理的，技术上也做不到。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对国家安全观作了一定修订，更加强调权力、强调主权。以前，我们虽然也强调主权，但往往就是一笔带过，声明我们对主权的重视后就没下文了。就像最早我们面对南海的争端提出“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后来就变成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再后来就变成了“共同开发”。实际上这存在一种惯性，这种惯性符合政治运行的逻辑，但不符合战略的逻辑。在执行过程中，我们知道一个政策如果很软，它就会越执行越软。相反的，如果一个政策很硬，它就会越执行越硬。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我们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念，而是强调了它的顺序。
排序的变化就导致了我们国家安全战略执行的调整和变化。习总书记在关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说明的第二部分中谈到几个重大问题和重大举措，涉及国家安全的内容出现在第二、三、八、九条。第二条关于经济发展，第三条关于政府管理，第八条是互联网，第九条谈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八条指出，网络和信息安全牵涉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互联网的信息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基本内容来看待。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我们高度重视思想上不同矛盾的相互勾连，不再认为那就是一些小噪音、小杂音。参照历史经验，我们曾经认为没有一个政权是被骂垮的。这个逻辑直到2005年以前可以说是对的。苏联解体是上层出了问题，最后垮掉了。2005年，中亚的几个“斯坦”出现问题不是上层权力斗争，而是底层普遍不满，通过互联网一勾连，就发生了颜色革命。中亚的局势好容易在俄罗斯的努力下稳定了，可是在中东、北非又出问题了。这就是互联网的力量，而互联网的背后不是没有中心的，意识形态是有组织、有源头的。我们不能只看到发生骚乱前夕的普遍社会不满情绪，还要意识到这种情绪在此前经过了多少时间的精心培养，“带路党”和“屌丝”有意无意地联手浇了多长时间“水”。
传统政权在互联网的经营、组织、管理方面没有多少办法，基本上处于毫无防御能力的“裸体”状态。今天，我们认为感冒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是回到400年前，当欧洲人把流感带进美洲的时候，印第安人却是成千上万地死掉，原因是他们没有抵抗流感的免疫力，流感病毒对他们是致命的。今天的中国，如果从国家安全角度上看待互联网，也基本上是这样。没有一个国家能逃过互联网对传统政治权威的冲击。幸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个问题提到了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上。虽然在应对互联网安全问题上我们才刚刚开始探索，但只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办法总是有的。
关于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表述基本分成三类。第一是对外的，实际上要解决我们的外向型指向的战略，这是非常传统的东西。第二是对内的，如何处理我们内部出现的矛盾问题。第三个是对虚拟空间的，如互联网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安全的组织化、机制化建设，以及政策的调整差不多都是朝着这三个方向去的。
在国家安全观念的变化下，中国开始着手对国家安全机制进行调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这30个字中，“国家安全”这4个字重复了4次，剩下14个字的解释空间。这14个字实际上就是体制和战略。
2014年1月24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习近平任主席，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下设常务委员和委员若干名。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
这个机制给国家行政体制带来了比较大的改变。原来，军事工作由中央军委负责，国内维稳工作主要是政法委的工作。而国家安全委员会，至少要把政法工作和军事工作在顶层打通，这就是涉及到行政权力的架构调整。它打破了两个界限，第一个界限在军队和政法工作中产生有效的勾连。第二个界限是政府的执法部门和立法机关的勾连会更清晰一些。张德江同志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指向性非常清楚。我们要依法推进国家安全工作，没有立法部门参与，你这个法从哪来？国家安全机制的这个调整把司法、立法、执法，以及国家安全工作最基本的武装力量，统合在一起。这种统合显然对我们更好地去应对各个层面的国家安全威胁是有很大帮助的。
我们的国家安全体制想要的并不是一个只负责某一具体职能的专门机构，而是要建立一个兼备顾问、决策以及指挥的统帅体制。这个设计是顶层制度设计，表明了我们集结专业部门力量，快速应对国家安全威胁、有效推行国家安全战略的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