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性地践行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
重大的体制机制变化带来的是非常深刻的国家安全行为变化。在总目标没变的情况下，手段会相应发生变化。一方面是推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机制的建设，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对外战略及其行为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对外战略变化的转折点是2013年11月26日中央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总书记强调，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
2014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详细地解释了何为“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其中，他提到了“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这句话的指向非常清楚。从这个具体的指向可以看出，我们的外交思路在发生变化，那就是更加强调结果，而不是强调状态。以前的中国外交基本上是首先强调状态，就是大家相安无事。我们知道，稳定一定不是常态，它只是个临时状态。那么，我们对稳定的要求也存在相对稳定性。而现在，我们更注重在运动中保持运动方向的明确，至于是不是稳定的，已不是重点。
但是，还是要强调一点，我们的基本战略没有变，只是基本战略的执行手段在发生变化。
首先，我们继续保持了大国主导的国际关系。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俄罗斯，这是党的十八大和全国“两会”后，我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访。这是我们的传统，但也有突破传统的地方。例如2013年6月，中美元首实现了庄园会晤，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不再追求形式，而重在内容。当然，奥巴马的想法有所不同，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其次，中国更加重视远端外交。比如说我们对非洲、拉美，包括“金砖”国家的顶层外交等。我们的视线开始从大国转向世界。以前，中国的外交一度就是非常重视大国，甚至有人认为搞定了美国，外交任务就完成了。现在显然不是这样。一方面，我们是个大国，我们要向远端扩展，不能再从美国的视角看问题，否则永远走不出去。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不再是大国能主宰的世界了。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国际关系基本上就是大国关系，小国是被动的。可是，今天这个世界让大国头疼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基本上不是由另外一个大国直接造成的，而是由某些小国造成的，小国折腾大国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大概算得上“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表现了吧。
第三，强调周边国家的主体性。我们承认周边国家有自己的主体性，不再仅仅从大国视角，特别是中美关系的视角去看待周边。这一点是与我们全球视野的加强并行不悖的。
第四，从2013年以来，中国外交实施了重大的战术调整，开始引入“负面清单”。什么是“负面清单”呢？以前，中国外交是谁惹事就优先处理和谁的关系。比如说，菲律宾捣乱，我们就邀请它的总统来华，给他做工作。日本首相频繁参拜靖国神社，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做日本的工作，争取日本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做出让步。其实这不叫“负面清单”，这是“负面优先清单”。而从2013年开始，中国外交的“负面清单”效应日益凸显。2013年的前10个月里，中国与周边几乎所有国家的领导人，要么在中国国内，要么在国外都见过面，只有两个国家例外，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菲律宾。
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回归了常识。什么是常识？常识是你不跟我好，我也不跟你好。而过去，我们曾是你越不跟我好，我越要跟你好，和你玩。以后没这个事了。老实说，把菲律宾列入“负面清单”有点高看它，因为它在不在“负面清单”里根本不重要。但日本则不同。
在中国的外交思维中，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我们要承认，在今天东北亚的基本问题是中国和美日同盟的关系问题，而它的表象是中国和日本的矛盾。与日本，我们当下的策略是跟你“耗”到底，看谁能熬过谁，我也不打你，打的话，性质就变了，但我也不跟你修补关系。展望一下未来几年，中国在周边地区最基本的外交问题就是如何打破日美同盟。打破日美同盟是一个要求有技术和有决心的活动。不能让日美同盟进一步紧密化。比如说，中国武力攻击钓鱼岛，这样的结果不是打破了日美同盟，而是巩固了日美同盟。但如果中国忍了，也是在巩固日美同盟，因为日本就成为美国非常有用的帮手，美国就会更加重视日本，使得日本在这个地方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导致中国面对着更大的日美同盟压力。
中国对日本的最优策略是增大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给美国造成的成本。中国已经用这个方式处理一个对手了，就是菲律宾。日本不是菲律宾，日本的能力很强。那么中国在面对日本的时候，不能指望让美国人觉得日本像菲律宾一样不重要，但是可以想办法让美国人觉得日本是一个很烦人的国家。我们要击破日美同盟，既不要把它挤到一块去，又不要让它轻易获胜，跟它熬着，这是最好的方式。使得日本想成为美国的“本地代理”却不能。
具体怎么办？在钓鱼岛问题上有一个底线，这是不能启动日美同盟使用武力的一个条件，即中国不直接武力占岛。那么美国就不会去较真，客观地说，美国从心理上并不想出兵，所以只要不给它这个理由，不让它无路可退，它是会想尽一切办法不出兵的。但在除此以外的任何一个国际场合，中国都要打压日本，不让日本成为亚洲政治大国。这样，才会使美国对日美同盟的重视程度逐渐下降。目前，我们在亚洲要建立的区域秩序，和日本的国家意志、美国的国家意志是冲突的，最后只有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
第五，除了上述的一些对抗性的举措，我们也做了一些建设性工作。在周边建立一些小区域、多边的合作机制，比如说，“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等。
从地图上看，这实际上是在中国周边划了很多小圆。“海上丝绸之路”是从中国出发，到东南亚，然后从印度洋穿过去，一直到欧洲。“丝绸之路经济带”是陆地上从中亚过去，也到欧洲方向。这两条路线就把中国的西北方向和东南方向涵盖进去了。中国和南亚存在一个缺口，所以我们推动建立“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从西南方向解决出海口的问题。“中巴经济走廊”是特殊的，因为中巴关系很特殊。所谓区域合作，就是不追求一个全球性的框架，而试图建立小多边的地区框架，用地区架构解决地区问题。
为什么要搞“小多边”？例如，“海上丝绸之路”不是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能参加，有些国家是不能参加的，比如说菲律宾。我们在每一个区域范围内，选择一批对我们友好的国家，建立差异性的示范。这个逻辑是美国的TPP的逻辑，谁对我好，我和谁玩，互相受益。
以上这些战术修订纠正了以往目的与手段之间的错乱。以往我们的目标是自身发展，保持周边的稳定是手段，但在执行过程中，我们把保持稳定变成了目的，甚至为此牺牲发展。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战略思路不清楚。
过去的线路是先谈稳定，最后谈主权，那其实什么都谈不成。现在，我们的表述非常清楚，从主权到安全，最后到稳定。我们在外交战略上不是变更了战略，而是作了一些次序上优先顺序的调整。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风险偏好发生了变化，从回避矛盾到险中求进。我们以往是息事宁人的态度，现在的策略中，险中求进是最为明显的。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变化很清楚。最核心的表象是我们海上维权实践在行动指南上发生了重大的调整。
总体来说，中国的国家战略没有大的改变，我们要对战术和策略层面进行修订，关键是要精细化我们的方式方法。一方面，专业部门要尽快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而另一方面，公众对这些问题要有更多的容忍和耐心，这是一个要试错、累积经验的过程。
国家安全战略要求内外兼备。在国内，我们现在最突出的安全问题就是反恐问题，昆明“3·01”暴恐事件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它告诉我们，国内的维稳问题不是一个省份的局部问题，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国内维稳问题。
此外，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还必须审慎对待信息安全问题。无论是昆明“3·01”暴恐事件，还是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都暴露出我们现在在互联网管理上存在很大问题。互联网管理水平必须加强。信息安全问题难度非常大，因为传统战略问题有历史经验可以汲取，反恐问题有其他经验可以汲取，信息安全问题在全世界各国看来都是难题。美国也有自己的软肋，斯诺登叛逃之前，美国在跟中国谈互联网行为规则，中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斯诺登事件”后就什么也不用谈了。中国认为，首先互联网自由是相对的，这个自由是包括了信息自由以及系统自由。第一，我们认为美国人说互联网无中心是胡说，互联网中心在美国，我们的安全是受限的，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需要加强自身安全防范能力；第二，我们认为，除了信息的流动需要受到保护之外，信息本身应是无害信息，不能在互联网上散布仇恨、教授恐怖主义。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大部分的信息来源已经不是来自电视、报纸，不是来自固定的互联网接入设备——电脑，而是手机，而手机上信息的主要提供者是“自媒体”。这是传统媒体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也是传统的新闻管理体制从来没有遇到的新现象。这无疑会成为中国未来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