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同在落后国家行列挣扎的中国和日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中国甚至比日本还略早些起跑——洋务运动比明治维新早8年。但在“立人”的较量上，日本远胜中国一筹。
在向西方学习时，日本不像大清王朝停留在器物层面，而是提出“和魂洋才”的口号，致力“去旧更张”，打造现代国民，抓住了变革的精髓，从而后来居上，成为夷中之强。
明治维新其实质是一场政治变革，是“人”的革命。短短30多年，通过建西学、改兵役、撤藩置县、清田亩、鼓励民间资本和开展“自由民权”运动等一系列措施，日本奠定了国民国家的基本国家模式。民众逐步有了“清醒的个性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政治上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在经济上有财富支配权，从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民，萌发了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认同。
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国民的步调是一致的，没什么左翼、右翼之分，都认为他们打的是“国运相赌”的国家战争，从上到下像吃了激素一样处在极度亢奋之中。日本天皇自勒腰带，带头每天减少一顿饭，每年从内库中拨给海军30万日元。广大民众竞相仿效，解囊捐助，就连社会底层最卑微的妓女也慷慨拿出卖身钱支援前线。当时到日本去的中国人带回这些见闻，在京城茶楼酒肆居然被传为笑谈。
甲午前夜，沉睡的中华民族尚未睁开惺忪的眼。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大国。自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称帝起专制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愈益严酷的皇权专制制度严重扼杀了国人的思想自由和自主意识。看看那些清朝的宫廷剧，口口声声“奴才、奴才”。无论是皇亲国戚、高官显贵还是普通百姓，无不自称“奴才”。一个“奴”字，把中国人的“奴性”人格或曰“臣民”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家天下”的政治架构下，人们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天长日久，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逆来顺受，麻木不仁，“奴性”与“看客”心态发展成为民族性格中的突出特征。因此，当国家遇到危难时，老百姓自然都将自己当作“局外人”，国事任由肉食者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