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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之败的国民性反思:惟民魂是最可宝贵的

来源:解放军报作者:刘新如责任编辑:吕欣彤2014-07-29 03:11
邓世昌率领爱国官兵英勇杀敌的雕塑。(资料图片)

在和日本作战的整个过程中,居然只有李鸿章的淮军在参战。皇帝下了几道诏书,调遣南方的部队和军舰都调而不动。当日军攻到山东时,守土抗敌的清政府招募新军竟然招不到,而日本计划增兵20万,但因报名踊跃实际招了24万多。

甲午战后,一位日本官员在湖北沙市吃惊地发现,在这座长江中游港口城市,民众根本就不曾听说刚刚打过的一场关乎民族命运的战争。

尤其令人惊愕和耻笑的是,北洋舰队船只被围在威海卫港向日军投降时,鱼雷巡洋舰“广丙”号管带竟然提出,本舰属于广东水师,只是参加海上会操才来到威海,此时“应予放行南返”。在其心目中,好像不是自己的国家而只是北洋水师同日本进入了战争状态。

这样的历史细节是颇有意味的!“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朝野上下普遍缺乏国民意识,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与日本在近代转型中的最大差距。拨开历史迷雾,这才是甲午战争惨败的一个“命门”。

中国虽是文明古国,但国家、民族、主权这些近代政治概念,是19世纪末才引进中国的。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严复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建立君主立宪的现代国家制度;梁启超倡导“新民说”——“欲维新我国,当维新吾民”;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将“国民心理建设”放在首位;李大钊提出要对国家与国民进行“物心两面的改造”;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有感于电影短片中中国人被砍头时围观同胞的“看客”神情,愤然弃医从文,拿起了“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手术刀”。

甲午战争的惨败终于激起了国民意识的觉醒。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的:“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变为第一个支配人的精神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自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兴起,北伐及大革命时代成长,“七七事变”之后的全民族抗战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抗美援朝时期,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高涨之时。倘若甲午战争时,国人便有这样的觉醒,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有可能重写。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塑造了全新的国民意识、国民精神。在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中国从五千年王朝之“天下”,成为亿万人民之“国家”,由此演绎了波澜壮阔的现代转型,造就了震古烁今的历史传奇。

国民意识的培塑,国民素质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或一劳永逸的。当今世界国家和地区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素质的竞争。因此,人的现代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的副产品,而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没有人本身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必将陷入困境;而人的现代化的根本,就在于提高国民素质特别是国民意识,并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这正是今天重新触摸甲午战争的历史伤痕,我们应当从中获得的深刻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