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团结统一的思想根基
邓小平同志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领导核心的形成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首先必须形成思想核心。遵义会议之前，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博古，我们党没有能够形成成熟稳定的领导核心，这是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的重要原因。究其更深层次原因，在于没有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指导思想。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者，党在指导思想上遵从共产国际的指导，没有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并没有深入了解，不掌握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因而也把握不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中国革命履遭挫折。
毛泽东同志很早就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1917年，吴玉章发动和组织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蔡和森等领导的新民学会动员湖南青年参加，但毛泽东自己却没有去，他留下来认真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标志。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城市暴动，只有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是农村暴动。后来城市暴动失败，毛泽东主张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取得成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功实践，但在当时，毛泽东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党中央的认可。后来王明教条主义占据统治地位，中国革命又一次遭受严重挫折。血的教训面前，我党逐渐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思想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成熟，最终成为全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我们党开始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了成熟的领导集体。我们党在坚强有力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
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中国只能按照苏联模式摸索前进。随着实践的发展，苏联模式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暴露出来，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曲折中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同志的指引下彻底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走上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创造出许多新经验、新事物，这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实践源泉。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理论创新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理论创新与重大决策高度统一。从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四次全会做出的决定、建议和决策，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一对应。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八届六中全会对“全面从严治党”进行了研究和部署。这样，“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四大主题都在党的全会上得到系统研究和全面部署，“四个全面”呈现出一个以战略目标为牵引、以战略举措为支撑、联系紧密的治国理政战略布局。这一战略布局的提出和形成，是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现实矛盾问题的产物，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是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重要保障。以“四个全面”为标志的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已经成为全党团结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