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诗词三百首》，周兴陆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
家国情怀与文脉赓续
■张子阳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中的名言，在十四年抗战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现与升华。战争年代，国家命运与个体精神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周兴陆教授主编《抗战诗词三百首》所记载的，正是在关乎存亡的历史现场，于烽火中淬炼而成的一首首动人篇章，是这段历史最真切、最鲜活的记忆与见证。这些作品或慷慨激昂，或沉郁悲怆，或坚定从容，记录了社会各界人士于国难之时发出的呐喊，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与史料价值，亦为身处当代的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抗战时期的社会氛围，理解何为中华民族之真精神，中华文化之真境界，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纵观《抗战诗词三百首》所选诗篇，昂扬进取，奋发有为的英雄气概和乐观主义精神，是其主旋律与重要内容，尤其是身处前线的将领与革命领袖所作诗词，书写着民族气节与个人信念的交响，令人精神为之一振。例如朱德任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指挥时所作《太行春感》：“远望春光镇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献吾身。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气象雄浑、格调高昂，以“忠肝”“壮志”彰显报国之心，以“百战新师”“三年苦斗”写照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更以“驱逐倭儿共一樽”收束，传递出坚定不移的必胜信念，可谓一代人在抗战烽火中的精神宣言；董必武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远赴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时，于异国他乡写下《旅居美国旧金山杂诗》，诗中“乘风破浪非虚语，万丈浮云在下头”之句，以传统意象寓个人豪情，抒发胸怀天下、不畏艰难的恢宏气魄。正是这些诗词，让我们看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非虚言，无数个体的努力聚沙成塔，汇流为江，凝聚成了中华民族在抗战时期的强大动力，支撑着中国人渡过难关，迎来最终的胜利。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数个体精神的星火，终须凝结为集体主义的力量，才能形成震撼人心的燎原之势。《诗经·秦风·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集体主义精神，于数千年后的抗战诗词里激荡出了最强的共鸣音。在《抗战诗词三百首》中，“四万万”“四兆”等字眼被反复提及，它们不仅是人口统计的冰冷数字，更是民族共同体的象征，承载着炽热的民族自豪感与共同的责任意识。著名法学家黄右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难以抑制悲愤之情，挥笔写下“四万万人心不死，枕戈待旦具同情”（《农历中秋愤东北之变夜不能寐二首》其二），道出广大民众绝不屈服，誓要同呼吸共命运的抗战心声；郭沫若于1937年回国抗战前夕，作《归国杂吟》组诗以明志，组诗其二曰“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将个人的报复志向融入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潮，与家国同频共振；梁寒操《“一·二八”六周年放歌》，痛悼战争中的牺牲者同时，高唱“我有同胞四百兆，人人争把摩拳擦。拼将流血成大河，国耻明朝全洗刷”，以集体主义之精神激励自己，以及身处战火中的同胞。除此之外，众多抗战诗词也以赞颂保家卫国置生死于度外的前线将士为主题，例如淞沪会战中誓死保卫上海的“八百壮士”，即有胡朴安《八百壮士歌》、胡怀琛《八百孤军》、冯玉祥《八百好同胞》等加以描绘，因而被更多人熟知，深入人心。集体主义精神塑造了抗战诗词的最鲜亮底色，而抗战诗词又在广泛传播之中，不断巩固和升华人们的集体精神，传达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集体决心。
另一方面，本书所收部分旧体诗词，在传统诗词形式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而合理的革新，例如易君左《鲁南大捷歌》、黎锦熙《铁军抗战歌》等，篇幅宏大、语言明快、节奏铿锵、情感充沛，既延续歌行体之传统，又有口语化的民间风格，一时广为流传。抗战时期的诗词创作，不仅使得式微已久的旧体诗词重焕生机，更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新变，展现出中华文脉危难中的顽强生命力。“国家不幸诗家幸”，《抗战诗词三百首》为我们展现了战争时期文化界齐心协力，共同抗敌的庞大图景之一角，其中蕴含着赤诚的家国情怀与时人为赓续文脉所付出的艰苦努力，昭示着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当重读这些作品时，我们不仅是在回望一段血泪铸成的历史，一段不容忘却的苦难岁月，更得以在文本的深处，审视中华民族于非常时期展露出的强劲的精神韧性。这种精神基因已深深镌刻于历史的进程中，成为抗战史乃至中华文明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永远被后世所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