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帆过尽一书生：郭琦和他代表的时代精神
■赵世超（陕西师范大学原校长、著名历史学家）
郭琦是陕西教育界、社科界的卓越领导人，先后主政陕西师大、西北大学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他的名字如雷贯耳。
论起来，我同郭琦有三重缘分：都在四川大学上过学，都曾服务于陕西师大，都担任过陕西省社科联主席。但却没有交往。他生于1917年，我生于1946年，差着辈儿呢！ 我看见他时，他坐在主席台上，我在台下，够不着说话。但他传奇般的故事却在师大广为传颂，历久不衰。我便感到，这一定是位群众心目中的好领导，属于党内的开明派。崇敬之情让我早就萌生了对他进行系统了解的强烈愿望。
今年四月间，忽一日，好友萧正洪教授打来电话，说他拿到了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郭琦口述历史，书名叫《千帆过尽一书生》，我听着就兴奋，立即请求借来一阅。第二天，正洪委托一位青年教师送到了我住的新校区。在学院的楼门外一拿到书，二话不说，三步并作两步赶回家，急忙伏案展卷通读，郭琦的形象一下子变活了。
▲郭琦（右三）和李卓然、张稼夫、秦川、方杰等在一起。
郭琦的一生精彩、生动，却并不复杂。他和同时代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走的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郭琦刚上初中，听了逃来成都的事变亲历者的讲演，他震动很大，控制不住地哭了，从此便自觉主动地投身于唤起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但国民党中央的势力却进入了四川，实行严厉的思想管控。驻川参谋团的政训处长康泽在对参加军训的学生训话时，公然宣传应先消灭共产党，再谈抗日。相反，中国共产党于1936年发表的“八一宣言”却号召全国各阶层、各地方势力，包括海外华人，尽弃前嫌，联合起来，同仇敌忾，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两相比较，从立场、目标、胸怀、气魄各方面看，都有天壤之别，高下立见。所以，郭琦真诚地感到，能加入共产党，是“何其光荣”。今天，我们常讲“不忘初心”这句话，郭琦当年的初心很单纯，就是爱国和对民主自由的向往。
到了延安后，历经严格的整风运动，赶走日本侵略者、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热情依然激荡于胸次，多数人渴望到前方去，很少有人会想到日后还能升官发财。于是，便有了秦川与柯华、赵守一与郭琦互相让官的生动场面。而赵、郭之间还真的搞过一次“轮流坐庄”，先是你领导我，后是我领导你。看似简单的不争待遇却换来了心情舒畅和团结一致。可以认为，这正是共产党的队伍能够由弱转强、取得胜利的因素之一。
抗战结束了，各个解放区都需要干部。郭琦是被习仲勋要到西北局宣传部的。随着形势的发展，离开延安，南下，进城，先是西安、兰州，再是北京，后又重回陕西。从1957年到1965年，作为主持工作的学校领导人，他同陕西师大师生一起，度过了一段人生的“难忘岁月”。
像郭琦这样有个性的领导在运动中必然首先受到冲击。所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起来，他便被打倒了。受批判、被游斗、住牛棚，最后则闲置于家。但磨难并未消蚀他的意志，反而使其更加睿智，也对党的路线和政策有了更深刻的反思。1977年，他在年逾花甲之时被重新起用，担任西北大学党委书记，不仅平稳地主持了学校的清理整顿工作，坚持了只讨论不批判的原则，极力保护学生关心政治的积极性，更为西大选准了发展的突破口，使这所百年老校获得了新生。后来，他又到陕西省社科院任院长兼书记，并被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为首任主席。这应该是他多彩人生工作中的最后一站。
▲郭琦校长。
郭琦除了青少年时代，主要都在陕西活动，吃陕西饭，喝陕西水，早已经陕西化了。他谦虚地说：“我是个万金油。顶多是知识面稍微广一点，有一定的组织能力，懂得重视人才。”但陕西人都称赞他是个学者型的领导干部，是当代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和教育家。在我看来，还有一点更为可贵，那就是他代表着一种精神。
郭琦生活在马克思主义从欧洲走向世界的时代，加之对理论问题本来就有浓厚的兴趣，所以便想通过阅读原典，深入了解这个科学体系。开始是用读《左传》时形成的习惯去读《资本论》，反复地念，反复地背，效果并不理想，便将这种笨办法改进一下，将弄不懂的句子和段落抄下来，寻找参考材料比对着读，反复琢磨，写出心得体会。到把上册读完，积累的笔记已有十几万字。但对书中讲的剩余价值的秘密、资本的本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发展规律及历史趋势等，仍不能深刻地了解和把握。到延安后进入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室，室主任正是《资本论》的合译者王思华。1940年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高级班学习，来上课的又有国内屈指可数的重要理论家王学文。两位导师都对郭琦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捷径，只能从原著入手，如果连最基础的经典都不去吃透，就无法领会其思想，正确地联系实际，甚至会重施旧文人“六经注我”的惯技，用自己的思想替代马克思主义。同时他们还告诉郭琦：要弄懂《资本论》，必须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等，拿来结合着读，甚至还应通过研究整个西方思想史、哲学史发展的宏阔背景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为此，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及思想也应有深入的了解，要在理论上有进步，只用诵读文言文的方式已远远不够。在导师的影响和引领下，坚持读原典成为郭琦的爱好和习惯，并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核心就两个字——自由。共产党要解放全人类，就是要把大家从各种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人，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如果不关注马克思主义动态的形成过程，片面地把共产党的学说概括为阶级斗争学说，必然是要么固守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与时代相脱节，要么对坚持真理失去信心，产生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很显然，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产生错误的原因可能十分复杂，但肯定与未能深入钻研原著有密切关系。作为亲历者，郭琦认为，还与延安整风片面地反对教条主义分不开。整风中，一些理论工作者为了表示要与教条主义划清界限，连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拿出来当众烧掉了；整风后再看马克思的书就得偷着看，被人发现，会说你是在为教条主义招魂。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整风运动虽有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积极作用，但矫枉过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它很可能就是后来出现知识无用论的根子。郭琦庆幸自己受惠于王学文、王思华等人，一辈子秉持了吃透原著的原则，不跟风，不媚俗，始终头脑清醒，没有偏离真理指引的道路。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他不仅无愧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称号，更在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把握和学习方法上，为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
▲郭琦在中国唐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发言。
说郭琦是位历史学家，不单是说他读大学时在著名教授向宗鲁的指导下，完成的毕业论文专门研究了汉代的外戚政治，也不单是说他写过《杨明轩传》，主编过《陕情要览》《当代中国的陕西》《陕西五千年》和《陕西通史》，更不是说由他发起和组织，在西安成立了全国性的秦汉史学会、唐史学会及唐代文学研究会。我们最想说的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着独到的认知。
1957年郭琦到高校工作后，又经历了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右倾运动和四清运动。大运动套着小运动，有时两个运动在一年内同时进行。在学校严重冲击了教学科研，对国家而言，则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甚至破坏了社会正常生活。作为出身算不上根正苗红的知识分子干部，郭琦背负的精神压力要比别人重，其内心的痛苦难以名状。他除了自己不做出格的事，尽其所能地保护一些不该整而被整的人之外，瞅准时机，也对自己的正确意见进行过公开表达。如，1959年，在北京参加教育工作会议，上海组的副组长张春桥公然说：“知识分子就是斗争对象，只有斗争才能把他们的资产阶级臭架子打掉。”郭琦听了，即在大会发言中予以反驳，得到赵守一、江隆基等人的支持。但这一切远远不能改变大气候、扭转大趋势。所以，他在步入老年之时，就觉得一定要记下自己的心路历程以警示后人。老人家希望，我党既要肯定成功的经验，也要记住失败的教训，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抚今追昔，郭琦在自述中曾有三点具体建议。一是运动少搞为妙；二是要正确对待党内外的知识分子；第三是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不能将其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党员应以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为党性原则。对郭老的这些建议我心悦诚服，举双手赞成。
历史学的功能是求真和致用。历史学是门极具现实感的学问。因此，一切缺乏现实关怀的历史著作都将成为过眼烟云，而郭琦这部既真实生动又有深刻反思的口述历史则将不朽。
▲1983年郭琦前往美国访问，与密执安州立大学校长马奇夫妇在一起。
说郭琦是个教育家，话题可就多了，他本来就是高等学校的领导嘛！ 但纸短笔长，限于篇幅，也不必尽言，只略举几例以见其梗概。
郭琦办教育，那可是大气度，大手笔。在陕西师大，他倡导“出潼关，进北京，争取全国发言权”。后来到了西北大学，为打破沉闷气氛，更提出要办“少年西大”“青年西大”，鼓励积极参与竞争，走向世界，很快使这所百年老校焕发了青春。他承认这样做是受了曾任川大校长的任叔永的影响。留美归来的任叔永出掌川大后即宣称：四川大学不是四川的大学，而是中国的大学。并开始招收外省籍的学生，聘请外省籍及外国籍教师，允许师范毕业生投考，频繁邀约学术名家来校讲演，从而打破了封闭状态，提升了川大的办学层次，效果很好嘛！ 因此，郭琦认为，对由留学归国人员带回来的先进教育理念可以借鉴。
那么，怎样去实现既定的宏伟目标呢？ 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郭琦当然深知教学重要，所以，他一到师大，即制订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提高教学质量的初步意见》，并督促各系有针对性地拿出并落实自己的“三基训练”教学计划。但与众不同的是，郭琦更懂得，办好任何学校，都要让师生凝聚起来，而凝聚人心的力量却在科研。科研成果出来了，学术水平提高了，国内国外都知道你，有了地位和影响，凝聚力自然就强了。所以，郭琦坚定地认为，教学科研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共同提高的关系，其中科研是引领教学的灵魂。针对陕西师大一向存在不重视科研的倾向，他明确地批评“师范特殊论”，要求师范大学在学术水平上不能低于综合大学。
搞好教学和科研依靠谁？郭琦在陕西师大的党委会上说：主要依靠力量是党内外的知识分子。立马就有人反对，说应该依靠工人阶级。郭琦回答道：“你能让花工许师傅到政教系讲马列？”反对者哑了。作为主要领导，郭琦当时能公开说知识分子是依靠力量，那是很有政治担当的。
五个指头不一般齐，一个学校中，真正的一流学者并不多。万绿丛中一点红，没有这一点红，叶子再绿，也提不起精气神，显不出牡丹、芍药的美艳。而这一点红就是学术带头人。郭琦认为，一个学校，如果没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学术带头人来带动，教学科研就很难上层次、上水平。因此，他便提出要“因神设庙”，给学术带头人配助手，搭平台，建梯队，解决各种困难，让他们率先在专业上产生影响力，参与全国竞争。这里最关键的是要把“神”选准，因为神灵了，香火才会旺，庙才能立起来。郭琦选人的办法很是特殊，除了层层筛选和逐级上报，他更重视亲力亲为。重要教授的学术著作和文章他都找来看，还常跑到家里拜访，或请到办公室谈心，甚至亲临教室听课，偶尔也请过一些特殊人物吃饭。由于结论并非全听下级汇报，所以，他定的学术带头人都能名实相符，而某些有真才实学、却被划为右派的人竟也被他不避嫌疑地纳入了名单之中。以我们所属的师大历史专业为例，他当时选出的老专家是史念海、胡锡年，中青年专家是何清谷、牛致功、孙达人，后来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以史先生为“神”的历史地理这座“庙”更成了国家文科科研基地，史先生本人也以“南谭北史”的称号享誉海内外。
学术上要有突破，还得扬长避短，发挥地方特色。这是郭琦1977年到西大工作后的一个重要举措。西北大学是一所百年老校，但在1960年被调整为省属后却因经费短缺而使发展受到局限，原本很有基础的理科也日渐沉寂了。郭琦经过调研，决定以文科开路，重振雄风，首先推出来打头阵的就是秦汉史，他把这叫作“土特产”。既然整体上比不过北大、清华、复旦，争取拿个单打冠军也好嘛，毕竟秦汉建都于西安，而且队伍也不错，老的有陈直，中年有林剑鸣，再年轻点的有陈直的几位研究生黄留珠、周天游、余华青、张廷皓，完全可以拉到全国拼一下。接着，他又重点抓了唐代文学。由文科赢得声誉，同海内外的名校建立了密切关系，再把理科的人送出去进修学习，仅仅几年的时间，郭琦的以文促理政策就收到了成效。理科迅速恢复了活力，后来出了几个院士，其中舒德干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文科由于受到重视，也更上层楼，培养出了像王子今、王震中、张维迎、魏杰、彭卫、李浩等学术界公认的知名专家。可以认为，西北大学正是在郭琦奠定的政策基础上步入了发展快车道。
郭琦深知，教师是学校的主导，学生才是学校的主体。年轻人朝气蓬勃，敢想敢说，不同认识经过碰撞，就可能擦出火花，产生新的思维。因此，他觉得高等学校应该成为思想和理论的策源地，否则会使学校由活跃走向沉寂，无法形成积极、开放、向上的健康校风。正因为他是以呵护的态度对待学生，所以，改革开放之初，当张维迎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为钱正名》一文招致非难时，他就能顶住压力，拒绝搞什么组织处理，而是耐心地与张谈心，具体细致地交换意见。很多人都表示：没有郭琦的厚爱，就没有今天的张维迎。我很赞成这个说法。
由以上简单的概括即充分表明，陕西师大、西北大学为郭琦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而郭琦也以自己大半生的精力成就了这两所学校。郭琦不是一般的教育家，而是一位真正能够知行合一的教育家。
▲郭琦会见日本学者。
最后谈谈郭琦精神。什么是郭琦精神？ 我认为就是理性精神。康德曾言：要“在一切事情上”，都“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对理性二字，解释很多，我觉得最好的说法就是陈乐民教授所指出的英文原意，即常理常情。往明白里说，理性就是尊重常识，说实话，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理性和感性是相对的。一切非理性都掺杂了或真或假的感情因素，只有把感情因素排除掉，才能回归理性。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搞突出政治，思想界陷入混乱状态。郭琦却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具有真理性，但毛主席本人，却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篮球运动员要落实到投篮上，厨师要落实到炒瓢上，老师要落实到教学科研上，学生要落实到学习上，如果硬说要落实到思想革命化上，不仅理论讲不通，还必然会导致空头政治。今天回过头来想一想，他说的哪句话不是出自理性思维和理性判断，哪句话不是合乎常理常情的常识？ 而且他是公开讲，斗得再惨也不认错。所以，学习郭琦，首先要学习他对理性的坚守。
《千帆过尽一书生》出版后，引起高度关注。我读后，应整理者彤彤之邀，请我写书评。我深感自己的资格、水平、眼界都不够，便告知彤彤，应该请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先谈，执意坚辞。彤彤却说：你说的同志还有谁呢？想想也是，郭琦同时代的人多已离开我们远去了，岁月沧桑，令人唏嘘。既然盛情难却，便把自己的读书心得系统成篇，以寄托我对郭老的崇敬和哀思。
▲赵世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