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日本侵略者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铁证
■王立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对我同胞实施长达40余天的大屠杀，30多万人惨遭杀戮，古都南京沦为人间炼狱。留存至今的大量档案文献充分印证了南京大屠杀惨案是人类历史上一段极其黑暗的反人类罪行，警示着人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有一部由女性亲历者所写的日记，真实记录了那段腥风血雨的岁月，被称为“东方的安妮日记”，入选《世界记忆名录》，那就是《程瑞芳日记》。
程瑞芳出生于1875年，湖北武昌人，毕业于武昌护士学校。1924年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监，负责管理学生宿舍和食堂。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时年已经62岁的程瑞芳决定留守校园，与美籍教务长明妮·魏特琳和学校总务主任陈斐然三人组成非常委员会，将校园作为专门收容妇女和儿童的难民收容所，最多时收容了1万多名妇女和儿童。从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程瑞芳逐日写下侵华日军屠杀、强奸、纵火等暴行，其内容与《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外籍人士的日记互证，成为目前发现的唯一一部以中国女性亲历者视角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目击文献。
程瑞芳的日记中，有细节，有哭泣，有无奈，还有愤怒——12月13日：“真是凄惨，不知明天还要闹出什么事来呢！”14日：“今日来的人更多，都是安全区内逃来的，因日兵白日跑到他们家里抄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内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青年男子。”17日：“现有十二点钟，坐此写日记不能睡，因今晚尝过亡国奴的味道。”18日：“真不得了，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简直没有人道。”22日：“在路上睡的死尸他也不要人看，有的路上只见死尸不见路，简直把中国人不当人。”29日：“现在日兵清理街道，把死人埋下土或是烧，街上死人太多。”这样的记录，字字惊心、句句滴血，每一页都是同胞的血泪，每一笔都是对侵略者的控诉。
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日本战犯，程瑞芳向法庭提交了书面证词，指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了1万多妇女和儿童……日本兵还是在1937年12月17日闯进校园，带走了11个年轻姑娘。其中9人惨遭日本军官的强奸和凌辱。”曾经只能通过日记悄悄记录的残暴行径，终于成为将战犯绳之以法的有力罪证。如今，当我们翻开《程瑞芳日记》，犹如走进一道历史的记忆之门，感受到的是对侵略战争的痛恨，对战争暴行的谴责，更有对正义与良知的渴望。
（作者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研究馆员、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