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红色经典”与“革命历史再叙事”
■张傲 张凡
进入新时代，中国文学呈现出全新的发展态势。一种文学现象逐渐引人注目，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革命历史”，再度成为作家集体倾心的叙事资源。不同代际的作家以不同的文学观念、历史视角与叙述方式、语言风格，创作了众多格局宏阔、思想深邃、艺术成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佳作。在对这股正在崛起的文学思潮进行持续跟踪和深入研究后，评论家傅逸尘将其命名为新时代“人民史诗的文学”之“革命历史再叙事”。
与创作的繁荣相比，理论话语的建构明显滞后，新时代文学研究亟待理论创新。2024年以来，傅逸尘围绕这一论题接连发表多篇文章，相关成果入选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2025年度全国优秀理论宣传作品扶持计划”，并最终完成理论专著《“新红色经典”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出版。研究中，他在把握“新时代文学”新质的基础上，以“人民史诗的文学”为思想内核，既回溯革命历史又立足当下语境，进一步提出“新红色经典”的概念，及时回应了“革命历史叙事”如何赓续“红色经典”传统，实现叙事创新，进而展望其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对话和影响世界的可能。
作者系统梳理了“红色经典”和“新红色经典”的传承关系与创新向度。全书采用历史梳理、理论建构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构严谨、逻辑自洽。他对“新红色经典”的思辨与建构，既注重理论阐释又注重文本细读，既着眼于本土经验又具有宏阔的世界视野，构建起一个理论性与实践性、本土性与世界性、主体性与包容性多维并存的文学批评场域。
书中，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人民史诗的文学”的概念，并指出新时代的“革命历史再叙事”与此前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历史叙事”的本质性差异。专著对“革命历史再叙事”的理论建构是系统而立体的：首先上溯至历史的纵深处，用两章的篇幅勾勒出当代文学史上“革命历史叙事”的谱系，为“革命历史再叙事”的建构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积淀，又在第三章通过文本细读，为理论阐释构建分析框架。在第四章中，作者对“新红色经典”具体“新”在何处，进行了归纳总结，将其概括为时代之“新”、人民史诗的文学内涵之“新”、历史观念之“新”、文学方法之“新”、创作主体之“新”这5个维度。这使得“新红色经典”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成为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理论范畴。作者在第五章中围绕着“生活场”的营造、“我在”的写作与“经验”的提升、写实能力与“总体性”的审美之境等方法论展开思辨与想象，为“新红色经典”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具有启发性及可操作性的方法路径。
作者从时代精神、思想内涵、历史观念、文学方法、创作主体等层面，剖析新时代文学尤其是革命历史叙事的新观念、新变化、新经验，从而为新时代红色文艺研究提供了具有阐释力的新概念，开辟了新的理论与批评空间。
当然，《“新红色经典”论》的理论建构绝非流于空洞的概念推演，而是凭借作者的批评积累，实现了文本细读与理论阐释的有机融合。特别在第三章中，作者选取了徐怀中的《牵风记》、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徐贵祥的《英雄山》、庞贝的《乌江引》等长篇小说，还有西元、王甜等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对这10余部特色鲜明的作品展开文本细读，从小说的叙事内核、故事情节、人物塑造、细节描写、语言风格、审美价值等层面，进行全面立体的剖析。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对作品进行文本细读的同时，还展开了富于建设性的理论创新，系统概括出超验主义的探索与超越、先锋姿态与零度写作、知识分子叙事的现代性、极端经验与日常经验的融合、“小写历史”的叙事策略等一系列崭新范式，让理论自然生发于文本细读的土壤中，达成批评实践与理论建构的融合。
作者不满足于单纯借用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文学，而是从中国新时代文学场域出发，提炼和总结中国文学经验，进而创造出具有本土阐释力的概念、理论，力图为中国文学找寻属于自己的原创性思想，为红色文艺的创新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
《“新红色经典”论》的价值，不仅在于理论构建和批评实践，也为新时代着力于红色题材书写的作家，提供了有启发意义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