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乡愁”：全球南方视域下乡土中国的知识重建》，刘超、朱琦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回望乡土中国 重审全球“三农”
——写在《重塑“乡愁”》边上
■刘超
《重塑“乡愁”》是笔者多年观察和思考的积淀之一。它的出现，既源于现实关怀，也是个人学术旨趣使然。多年来，笔者始终关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议题，并长期深入乡野调研和体察。此间，无论是行走大地，还是披览经籍时，都时时措意于此。从岭南到塞北，从东北到西北，从江南到西南乃至南洋的历次考察中，笔者一直关注各地的“三农”问题。
传统中国以农立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粮食、原料、劳动力和市场，它直接影响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国家建设意义重大。
从全球看，“三农”问题是世界性议题，也是世界级难题。许多国家，甚至包括某些发达国家，至今没有很好地解决此问题。对这一关注度极高的议题，各国已涌现诸多探讨。仅就发达国家而言，20世纪一二十年代，英国就出现了厄恩利的《英国农业今古论》和R.H.托尼的《16世纪农业问题》等名作。20世纪30年代起，法国又出现了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等力作。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学界更是涌现了大量成果。
当然，在农村问题或城乡问题上，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时间差。早在一战前后，各主要发达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农业发展也步入正轨。许多发达国家的学者将对农业问题的关注重点转到非西方世界。作为最重要的非西方国家之一，近代中国吸引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从20世纪20年代起，不少西方学者竞相把中国作为其理论和技术的试验场。许多专家先后来华任职或考察，其中代表人物有托尼和卜凯等。托尼长期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对欧洲的土地问题有深入研究。他于1929年受太平洋国际学会委托并应南开大学邀请，来华考察中国的工农业。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南开经济研究所及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协助下展开研究。返英后，他仍长期与中国学界保持联系。1931年，他向在上海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年会提交了研究报告《中国之农业与工业》，隔年定名《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出版。
乡土世界非常复杂，牵涉到农业、农村和农民等诸多问题，覆盖了农业科技、乡村治理、城乡关系等方面。本书的讨论也关涉这些问题。因此，本书与其说是对乡土中国文教问题的探讨，毋宁说是对“三农”问题的总体观照。
晚近中国，各界人士对此已有过大量实践和理论探索。五四运动后，时势裂变，“三农”日渐问题化，成为广泛关注的公共议题。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治理，创建了不少大学农学院系。其中，金陵大学是中国农学教育和科研的中心，同处江南的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的农学教研也颇有特色。北平大学是华北农学教育的重镇。燕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对乡村的社会学、经济学调研卓有成就。同期，乡村建设成为风行全国的社会实验，河北定县、山东邹平、北平清河等地陆续兴起了各具特色的探索。在人文学术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及日后的《乡土重建》都影响甚大；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亦是此中名作。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吴景超、卢作孚等人亦有大量论述。
尤值一提的还有陈翰笙、薛暮桥等人的一系列农村调查。陈翰笙是“中国农村派”（“分配派”）的代表人物。20世纪20年代末，他开始对全国农村进行大规模调查，先在江南农村开展调查；后通过宋庆龄等人协助，在岭南开展了深度调查；随后北上，在北平的清河等地进行了调研，由此成为全国少有的对江南、岭南和华北都有一手经验和深入研究的学者。此外，张培刚于1934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参与农村调研，后赴美继续研究农业问题，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这些前辈创造性的探索，为当时中国乡村问题的应对贡献了智慧，也为我们今日的智识探索提供了诸多养分。
本书重点关注乡土中国的近代转身，采用长时段、总体史、跨学科的分析进路，时间跨度覆盖清末至20世纪末。它从多学科视角对乡村世界进行了综合性考察和融贯性分析，涉及文教系统的观念、制度、师资、课程体系、社会协同等方面。宏观和中微观相结合，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视角相结合，思想文教、军政运作与社会经济、物质生活相结合，是本书的显著特点。
总体史和全球史分析则是本书的另一特点。近代以来，地方与全球深度互嵌。中国乡村世界的变革也与国际环境紧密关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直接冲击了中国农村；地缘政治因素深刻影响了国内的农学思潮和农业改良；国联—华盛顿体系与共产国际体系这两大国际体系也对卜凯及其“技术派”、陈翰笙及其“分配派”影响甚大。这已然呈现一幅世界性图景。本书即尝试“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从乡土中国理解世界变迁，在跨国交互中探讨中国与世界“共有的历史”。
在刻画乡土中国的变迁历程之外，本书还对其他数十个南方国家乡村世界的变革作了白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跨国分析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化虽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追求，但绝非理所当然的结果。近200年来，在所有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探索中，成功者是极少数特例，而非常态。“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完成这惊人一跃，而是在寻找窄门的路途中迷失了。”（郭建龙《失落的世界》）进入20世纪后，后发国家已很难像当年的老牌国家那样享有相对宽松的环境。列强压迫、战乱频仍、竞争激烈、资源约束，使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难度呈几何级增长。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更是如一道分水岭，绵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绝非易事；大国的社会治理和乡村建设，极具挑战性。谓予不信，试看印度、埃及、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利比亚、秘鲁等国的遭遇便能窥知一二。相比之下，20世纪中国的“山乡巨变”可谓极具特色。对此，我们当有更多了解之同情。
乡土中国与全球南方当然有巨大差异，但都存在着中心与边缘、传统与现代等问题，而这对各国几乎都是普遍性问题。我们的历史研究，不仅是为了回溯既往，更应揭示历史深层的规定性、开掘现实世界所蕴含的更多可能性，从而打开新的世界图景，使人们为实现最高可能性而前行。
20世纪末以来，全球进入前所未有的急遽转型阶段，“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中国亦难例外。如今，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渐成历史，新的“城乡中国”日渐凸显。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后开发时代”。这些都是我们今后需要探讨的议题。
（作者为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会教育社会学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