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伦敦戈兰茨公司（Victor Gollancz Ltd）版《红星照耀中国》。
译失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的红色印记——地名
■车云峰
地名，作为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不仅指示地理位置，也承载着一方历史文化记忆。红色经典《红星照耀中国》中的地名，更是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书中提及的地名，绝大多数真实可考，对还原解读有关史实意义重大。
遗憾的是，1938年复社版《西行漫记》和1979年三联书店版董乐山重译本均未彻底解决地名还原问题。复社版《译者附记》坦承：“在翻译本书的时候，曾经用极大的力量，查出那些英译人地名及各种专名的原文。这对于读者有很多的便利。自然还有一小部分无法查出，只好译音。”董乐山重译本《出版说明》则称：“在出版这个重译本时，我们对全书除了个别十分明显的史实错误及人名、地名和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外，一律照译原文未作改动。”董译本重印时，零星更正了个别译名，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碉堡子（译音）”更正为“吊堡子（译音）”，可惜“译音”仍留下了疑问的尾巴。笔者对全书地名作了一番系统梳理，下面按原文顺序择要介绍董译本中的一些地名错译。
一、泾阳村堡——秦始皇幼年传说
在《通过红色大门》一章，斯诺称黎明前乘坐东北军大卡车离开西安，将近正午时抵达一个“筑有雉堞的城池”，当晚宿于陕西红区门户洛川。斯诺特别指出秦始皇诞生在这个城池附近。众所周知，秦始皇生于邯郸，粗通汉语的斯诺大概是听人讲述当地和秦始皇有关的故事时发生了偏误。
复社版将此地译为“中部”（《前西行漫记》也译作“中部”），董译本改为“宗蒲县”。然而，陕西从未有过“宗蒲县”。那么，“中部”准确吗？未必。首先，中部县和秦始皇没有关系，反倒和黄帝关系密切，系中华民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陵寝所在地，故后更名黄陵县。其次，从行车时间分配上看，此说也不合理。据西安事变数据库姬乃军《伟业篇——同斯诺先生晤谈》一文，斯诺一行从西安出发，先奔咸阳，然后走咸宋公路北上。咸阳距西安“二十英里”（约合32公里），与中部和洛川间的距离相近，而咸阳至中部的距离则数倍于此，斯诺一行显然不可能一个上午就从西安赶到中部，而从中部到洛川却要一个下午。
1937年英文版将此地拼作Ta'un Pu，1938年英文版更正为Ts'un Pu，概系打字机键盘A、S两键相邻所致误输。Ts'un Pu即现代汉语拼音Cun Bu。1968年英文第一增订版文前的《汉语发音说明》明确举例Ts'un是village（村）。而Bu呢，则很可能是西北乡间为数众多的“堡”（音bǔ，常误读bǎo）：围有土筑城墙的村镇。清宣统《重修泾阳县志》记载，筑堡之风始于明，盛于清，意在坚壁清野，聚民以御流寇，全县很多村都有堡子，总数上百。而且，斯诺也确会把堡称作“有城墙的城市”，如称预旺堡（豫旺堡）“是宁夏南部一个很大的有城墙的市镇”。故Cun Bu疑为“村堡”，只是个通用名。
斯诺一行将近正午时抵达此地，而此地又有秦始皇诞生的传说，按理此地应系秦宫故址附近，即咸阳、泾阳附近。泾河文化研究学者成存义称，战国时秦王在泾水之阳修建有永乐殿，相传秦庄襄王子楚在赵国邯郸做质子时，吕不韦将侍妾赵姬送给子楚，赵姬诞下嬴政，母子返秦后居住于此。此地后世多有行人投宿住店，习称“永乐店”。此地有一个和嬴政母子有关的村堡：后旨头。据说，赵姬常携嬴政在永乐店南村口等候吕不韦，路人问其候何人时，赵姬伪称“候子楚”，经口口相传讹为“后子头”。加之后来明成祖出巡，朝官于此迎驾候旨，此地改称“后旨头”。此地虽非秦始皇诞生地，却和其幼年生活密切相关。因此，“村堡”说的可能性很大。
二、渤海湾——青年毛泽东观海踏冰
在《革命的前奏》一章，毛泽东向斯诺讲述了第一次北上时中途游历过的地方：“我在北海湾的冰上散步。我沿着洞庭湖环行，绕保定府城墙走了一圈。《三国演义》上有名的徐州城墙，历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墙，我都环绕过一次。最后，我登了泰山，看了孔墓。”其中，“北海湾”这个地名有违常识。首先，北京皇家园林北海不存在这样一个“湾”。其次，英文用的是Gulf of Pei Hai，而Gulf指的是波斯湾、墨西哥湾这样的大海湾。
细思之下，这个海湾只能是“渤海湾”。
从方音上讲，Pei Hai即Bei Hai，除了对应“北海”，也可对应“渤海”，因为“渤”和“孛”类似，方言中可能也存在bèi、bó文白异读。据《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幼年大部分时间在湘乡唐家圫外祖父家度过，9岁才返回韶山，17岁又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可以说，毛泽东在口音形成期深受湘乡话影响，而湘乡唐家坨讲的是老湘语双峰话（娄邵片）。《汉语方音字汇》（文字改革出版社1962年版）显示，同为入声字的“拨”在双峰话中音近bié，粗通汉语的斯诺记作Pei（即Bei）是可能的。
从毛泽东第一次北上的行程看，也应是“渤海湾”。毛泽东首次北上是为组织湖南新民学会成员赴法勤工俭学，此行包括北上北京和南下上海两段行程。毛泽东在《革命的前奏》一章自述：“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天津濒临渤海，1919年初仍属残冬，毛泽东在渤海湾的冰上散步是可能的。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编《津门史缀》（上海书店1992年版“新编文史笔记丛书”）收录有1979年7月25日天津地方史学者张东甲登门采访罗章龙后撰写的《毛泽东观海》一文：1919年3月，罗章龙和毛泽东送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去上海，一行人由北京乘火车出发，路经天津时下车到塘沽看大海结不结冰。他们一大早赶到寒风凛冽的大沽口，登上北岸炮台，观望大海和大沽河口，当时河口结着冰。有人提议以海为题，每人作一首诗，大家都即兴作了诗。罗章龙记得毛泽东诗头两句是：“苍山辞祖国，溺水投邻村。”不过第二句存在争议，罗章龙在《亢斋汗漫游诗话（三）》（《湘江文艺》1980年第2期）中又记为“弱水望邻封”。
罗章龙在《逐臣自述》中对此事亦有记载。1919年初，萧子昇被李石曾委以华法教育会书记全权，要率第一批留法学生陈绍庥等赴沪放洋，直航马赛。此时，毛泽东得知母亲病重，也要返湘。萧子昇率团离京时，毛泽东、罗章龙等共同租住在吉安所的好友送行至天津，顺道至大沽口茅亭野餐，临行各赋诗为赠。罗章龙赠诗《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雪月映西山，冰封渤海湾。围炉忻笑语，别意动燕关。徙倚双轮动，踟蹰落日阑。车书观万国，海上有书还。”罗诗明确提及了渤海湾冰封的情景。观海后，毛泽东继续南下上海，送别留法学生后返湘。
另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研究员张素华称，萧三曾回忆，1918年冬（实为1919年初，冬残时节），他和毛泽东都觉得没有见过大海是一大憾事，于是便约了罗章龙一起乘火车到天津，然后转车去了大沽口，结果只见前面白茫茫的一片，原来是一个冰的世界！二人失望之余，觉得在海冰上面走走才过瘾，于是相约各向一方走，绕它一周，然后回原地集合：毛泽东向西，萧三往东。二人最后在一所木头房子相遇。
因此，“北海湾”应为“渤海湾”。
三、蛟湖——第四次反“围剿”激战地
毛泽东在《红军的成长》一章讲述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时说：“这一次红军第一仗就把敌两个师解除了武装，俘虏了两个师长。敌第五十九师被部分消灭，第五十二师被全部消灭。这一仗是在乐安县的大龙坪和桥汇打的，红军一举就俘虏了一万三千敌军。”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这一仗史称“黄陂战斗”。1933年2月26日，敌第52师、第59师由乐安兵分两路东进。27日，敌52师沿登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之线向黄陂前进；敌59师沿固岗、西源、霍源向黄陂前进。敌52师前卫进至桥头附近时，我第一军团第7师以一部兵力向蛟湖发动攻击，将敌拦腰斩断，同时第7、第9两师主力猛攻进至大龙坪的敌第52师师部，经3小时激战，俘敌师长李明。28日，第三军团协同第一军团全歼敌52师。28日，我右翼队向敌59师发动全线进攻，歼敌大部，并在第三军团一部配合下，断敌退路。敌59师师长陈时骥率残部数百人乘夜遁往蛟湖方向，企图同敌52师会合，发觉敌52师已被歼灭后仓皇逃往乐安方向。3月1日上午，我第一军团歼灭该敌，俘陈时骥。可见，蛟湖和大龙坪是黄陂战斗中两个重要的激战地，而译文所谓的主战场“桥汇”并未被提及。而且，多个版本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形势图上均标有大龙坪、蛟湖，而“桥汇”则不见踪影。因此，“桥汇”可能系“蛟湖”之误。
从英文来看，“桥汇”无疑应为“蛟湖”。原文使用的是威妥玛拼音Chiao Hui（即Jiao Hui），仅比“蛟湖”的威妥玛拼音Chiao Hu（即Jiao Hu）多了一个字母i——这很可能又是一处键入错误，打字机键盘上u键右边便是i键。
四、“湘鄂皖”苏区——子虚乌有
《过大草地》一章有一处明显的地名错译：“读者想必记得，四方面军早在一九三三年就在四川占了根据地，原来是在湘鄂皖苏区组成的。它经过河南到达四川的长征是由徐向前和张国焘领导的，关于这两位老红军，下文还将述及。”这段表述出现了闻所未闻的“湘鄂皖”苏区，竟然还是红四方面军的组建地！显然，“湘鄂皖”应为“鄂豫皖”：众所周知，红四方面军是以鄂豫皖苏区部队为主力组建的。查看英语原文，原来是董译本把Honan（河南）看成了Hunan（湖南）！
▲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革命纪念馆。 （摄影/南梁红色大景区管理委员会毛庆宸）
五、庆阳——红星辉耀陕甘
《陕西苏区：开创时期》一章记述了刘志丹等革命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如何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并最终开辟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程。该章提到，1931年刘志丹于保安打起红旗，开始组建党独立领导的军队，并攻占了保安和“中阳”两县，迅速在陕北打开局面。董译本对“中阳”这个县名显然是抱有疑问的，为此专门添加了注释：“中阳在山西省，疑为甘肃省镇原县之误。”但是，“镇原”说仍有疑点。首先，“镇原”的威妥玛拼音Chen Yuan和原文Chung Yang相去甚远，不同于前文误击打字机键盘相邻字母的情况，发生如此重大错拼的概率微乎其微。其次，保安是刘志丹的老家，攻占保安自在情理之中，而镇原和保安之间还隔着庆阳、合水两县，为何劳师袭远？
据《中国共产党庆阳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1930年10月，刘志丹在甘肃省合水县太白镇领导发动起义，打响了共产党人在陇东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了党领导下的陕甘边区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南梁地处陇东庆阳、合水和陕西保安、甘泉四县交界的桥山山脉中段。1931年刘志丹在陕甘边界国民党政府地方武装中开展兵运工作，中共陕西省委派高岗到其驻地陕西职田镇，传达了省委关于“利用补充团的名义，尽量扩大部队，积极准备打红旗”的指示。九一八事变后，陕北游击支队和南梁游击队会师，于1932年初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不久，西北反帝同盟军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同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进一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可见，刘志丹活动的县份里，唯有庆阳（Ch'ing Yang）和Chung Yang相近，且仍旧是i、u邻键之差。
因此，“中阳”应为“庆阳”。
六、延川——永坪会师
同样是在《陕西苏区：开创时期》一章，斯诺称1935年7月25日，红25军、26军、27军在陕北“云长”整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司令，刘志丹任副司令兼陕甘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然而，陕北不存在名为“云长”的地理实体，而且时间和人物职务也有失准确。
据《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纪念刘志丹烈士牺牲五十周年》贺晋年《回忆刘志丹同志指挥的几次战斗》一文，1935年9月15日，红25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时名“永平镇”）， 次日西北红军赶到，17日双方在永坪东石油沟召开会师大会，从此红25、26、27三军合编为红15军团。另据《徐海东纪念文集》刘华清《徐海东同志与红15军团》一文，永坪会师次日，陕北红军和红25军举行了联欢大会，会后在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合组的陕甘晋省委主持下，双方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而非“司令”；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并未担任“副司令兼陕甘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据陕甘宁边区红色记忆多媒体资源库，陕甘晋省委还决定改组了西北军委，主席为聂洪钧。
因此，“云长”应为“延川”。值得注意的是，英语原文威妥玛拼音误作Yung Ch'ang（即现代汉语拼音Yong Chang），似是书中Yung P'ing（永平）和Yen Ch'ang（延长）的合体，但也不排除斯诺受方音影响误记了延川的拼音。
▲《埃德加·斯诺觉醒点》雕塑。 （摄影/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东胜街小学罗永华）
七、萨拉齐——斯诺觉醒点
斯诺在《死亡和捐税》一章回忆了1929年绥远行所目睹的大饥荒：“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所谓“沙拉子”（威妥玛拼音Saratsi），实为当时的绥远省萨拉齐县。
萨拉齐是当时京绥铁路的终点，是灾民汇集地，也是斯诺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萨拉齐村镇凋敝、饿殍遍野的人间浩劫唤醒了来华寻觅“东方魅力”的斯诺，他在《复始之旅》中写道：“出国的头一年底，我离开家乡已相当遥远了。我到了戈壁滩南面的火城萨拉齐。在中国西北那个地方，我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荒，那场饥荒最终夺去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这是我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斯诺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拯救二十五万生灵》等多篇通讯，如实向世界报道了绥远灾情。今天，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城北敕勒川文化公园内立有《埃德加·斯诺觉醒点》半身雕像。
八、黄安、紫云寨和鹅公寨——刻骨的阶级仇
徐海东在《中国的阶级战争》一章以亲身经历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豫皖苏区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然而，本章和前一章《红色窑工徐海东》提及了鄂豫皖苏区的不少地名，却只字未提黄安（今红安）——黄麻起义第一枪的打响地，鄂豫皖苏区的核心组成部分，红四方面军、红25军、红28军的诞生地。这不免令人生疑。
董译本中，徐海东特地谈到了白军在“黄冈”县“苏维埃合作社生意兴隆、人民安居乐业”的“句容集”和“本来是个兴旺的地方”的“欧公集”两地泯灭人性的暴行，可见两地惨况给人印象之深。按理，“句容集”“欧公集”应频繁见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相关史料和回忆文章，然笔者多方查证也难觅其踪，其译名准确性成疑。实际上，回归斯诺原文，一切便迎刃而解。
先来看“黄冈”。维克多·戈兰茨出版社1937年英文版用的是Huan Kang（即Huan Gang），考虑到方音an、ang混淆，译成“黄冈”亦在情理之中，况黄冈亦属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核心区。然而，蓝登书屋1938年英文版就把Huan Kang更正为了Huangan（即Huang'an），显然斯诺意识到“黄冈”应为“黄安”之误。
其次来看“句容集”。英文版用的是威妥玛拼音Tsu Yun Chai，相当于现代汉语拼音Zi Yun Zhai，结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料，可以确定“句容集”应为“紫云寨”。《红安县志》记载，紫云寨又名紫云山，位于县城东北15公里处，与麻城县交界，海拔382米，此山“崇峦万仞，上多云雾，其色若紫”，山上有寨，故名。另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17年版），1933年7月，红25军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区的紫云寨等地连续与敌恶战，损失惨重：“大批群众被屠杀，紫云寨地区原有万余人的三个乡只剩下老少百余人；物力、财力被摧毁殆尽，广大群众无衣、无食、无房。”同年10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于黄安紫云寨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全面检查斗争方针，总结经验教训。由于敌人进攻，会议仓促结束。”故“句容集”应为“紫云寨”。
最后来看“欧公集”。英文版用的是威妥玛拼音Ao Kung Chai，相当于现代汉语拼音Ao Gong Zhai，后两字基本可以确定为“公寨”，但头一个字存疑。黄安县属大别山西南低山丘陵地带，“六山半水二分半田，一分道路与庄园”，可合理推测“Ao公寨”和紫云寨一样因山而建。查阅《红安县志》，该县201座主要山峰中，以“公寨”结尾的有“鸡公寨”（两处）和“鹅公寨”。显然，“鹅”在徐海东所操的方音中近似Ao的可能性比“鸡”要大。徐海东故乡黄陂县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据邓清《大悟方言语音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鹅”在大悟方音中读作“ŋo”，听起来接近Ao。另据《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1933年7月，围攻七里坪受挫后，徐海东和指战员“日日夜夜，风餐露宿，辗转在光裕山、杨真山、紫云山、鹅公山一带”。因此，“欧公集”应为“鹅公寨”。
九、红城水——红军西征征战地
斯诺在《再谈马》一章开头写道：“八月二十九日我骑马到红城子去，……七十三师一部分驻扎在这里。”这里的“红城子”无疑应为“红城水”：威妥玛拼音Hung Ch'eng Shui无误，后面还有逐字意译的括注“Red City Waters”（红城水）。
红城水村分上垣、下垣两部分。《同心县志》（1995年版）记载，徐海东亲自设伏指挥了1936年7月5至6日的红城水伏击战：空出上垣，红73师一部和回民独立师埋伏在下垣玉皇庙，此战击伤敌营长马进锐，毙伤、俘虏敌200余，打死打伤战马200多匹。刘华清《徐海东同志与红15军团》一文称，1936年六七月间，红15军团73师进占红城水、同心城、下马关等地，并协同75师占领韦州。中共宁夏区委党校（宁夏行政学院）李喆教授称，红15军团73师师部和红军部队主要驻扎在下塬（下垣）煤山。
值得一提的是，下垣有个娘娘庙，现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同心县志》记载，西征红军曾在庙内墙上书写“打倒土豪救穷人，打倒卖国贼救同胞，打倒日本救中国”等标语。
▲宁夏同心县王预公路，又称红军西征路。 （摄影/王占伟）
十、包头水、轳轴沟、吊堡子和马莲渠——迎三大主力会师
193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令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出并南下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为三大主力会师创造条件。斯诺在《实践中的统一战线》一章记录了1936年9月1日起随西征红军总指挥部由豫旺堡西迁“碉堡子（译音）”的百里行程：当晚宿“包头水（译音）”村，次日宿“李周沟（译音）”村，3日抵达。他们在“碉堡子”得知，有敌军应红军之邀在团长带领下赤手到“马良湖（译音）”红军驻地参加群众抗日大会。本章四个重要地名密集“译音”，削弱了叙事效果。
先来看“包头水”。《同心县志》显示，包头水为豫旺乡自然村，民国时期又名“包土水”。同心县作家杨占武称，“包头水”“包土水”系蒙古语“包克图”（bugut）的两种译音，意为“鹿”，指“有鹿之地”，取意同内蒙古包头市。故可删除“译音”括注。
其次来看“碉堡子”。《同心县志》记载，羊路乡有同音行政村“吊堡子”，1936年6月中旬左权、聂荣臻率红一军团进占豫旺堡地区及七营、羊路、吊堡子一带。吊堡子今属王团镇，有上下两个土堡，现有西征红军总指挥部旧址，另建有“怀平广场”——名称由“彭德怀”的“怀”字和“邓小平”的“平”字组合而成，以此铭记两位革命家西征期间在此留下的历史足迹。
再来看“李周沟”。此地介于包头水和吊堡子之间，威妥玛拼音Li Chou K'ou对应现代汉语拼音Li Zhou Kou。翻阅《同心县志》，未见音近的村子，而包头水和吊堡子间倒是有村名“轳轴沟”（Lu Zhou Gou），又名“轳轴川沟”。鉴于原文地名错拼较多，打字机键盘上u、i两键相邻，Lu错输为Li亦有可能。若再去掉K'ou的送气符，则是“轳轴沟”无疑了。2020年，同心县王预公路建成通车，全长66公里，串起王团镇和预旺镇的红军西征历史遗迹，故别名“红军西征路”，如起点有红军西征纪念园北堡子/吊堡子，沿途有《晨光映照轳轴沟》《彭总饮马包头水》等纪念雕塑，终点有红军西征纪念碑。可见，“李周沟”应为“轳轴沟”。
最后来看“马良湖”。斯诺称先头部队尚未抵达海原，但已清除了李旺堡和“马良湖”的几个敌军阵地。按句意，“马良湖”和李旺堡均属海原，且“马良湖”在李旺堡附近。然而，《海原县志》（1999年版）未见音近“马良湖”的地名。该志所载《海原县乡镇区域图》（1940年）显示，李旺堡东南不远处有个马莲渠村。鉴于原文地名错拼情况，且“马良湖”两次拼法亦有出入（Ma Liang Wu和Mao Liang Wu），大致可以得出“马良湖”应为“马莲渠”（Ma Lian Qu）：Liang误作Lian概因前后鼻音混淆，Qu误作Wu则可能又是一例两键相邻（Q和W）造成的误击。
小结
地名错译，则史实不彰。《红星照耀中国》中的地名是重要的红色资源，译名事关厘清史实、准确解读相关叙事，事关传承红色记忆、开展红色教育，事关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振兴。上述错译，原版作者和排版编校人员固不可免责，但主要责任还应由通晓汉语和相关背景的汉译者和汉译本编校人员来肩负。复社版囿于历史条件，力有不逮，情有可原。后续译本查证条件日趋充分，却多有懈怠，令人扼腕。
正本清源，是时候了。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研社副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