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战争论》“对话”
■邓一非
那是200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暑气渐消，我立在书架前，目光漫无目的地逡巡。忽然，角落里一本熟悉又陌生的书影抓住了视线——《战争论》。我伸手将它抽出来。翻开它，也揭开了我与这部经典长达20余年的“思想对话”。
说来，这本书来到我身边，要早很多年。1982年，我刚从部队调到某军校，在哲学教研室任教。为填补知识结构里军事哲学的空白，我特意买回这部厚厚的经典。那时我刚20岁出头，面对这部结构宏大、思辨艰深的大部头，只觉得头皮发麻。我硬着头皮草草通读一遍，像完成一项任务。不能说没有收获，“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样的观点，便在那时印入脑海。但那些深邃的辩证、冰冷的逻辑链条，于当时的我而言，更多是遥远而模糊的理论星图，未曾真正点亮我的思考。如同新兵第一次摸枪，只有陌生与敬畏，尚未形成真正的“对话”。不久，我调入机关，事务繁杂，这本书便静静退回到书架角落。
2004年那个傍晚，当我再次抽出它时，情境已然迥异。我已转岗，站在讲台与学术研究的门槛上，内心鼓荡着一股强烈的冲动：如何在政工理论研究上寻得突破？那些来自一线的鲜活经验，如何才能淬炼成有分量的教学和研究成果？
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我开始了与它第一次真正的“对话”。那半个多月，我将所有业余时间交给了开篇的“论战争的性质”，反复咀嚼。克劳塞维茨从哲学高度俯瞰战争的恢宏视角，他对政治、军事、暴力三者关系的冷峻剖析，像一道强光刺穿思维迷雾。
一个念头如电光石火般击中了我：我们总是在谈论军事理论创新，可是否曾追问，驱动这“创新”本身的哲学根基是什么？克劳塞维茨用哲学解剖战争，我为何不能尝试用哲学的透镜，去审视“军事理论创新”这个活动本身？
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便汹涌难抑。我立即构思了《推进军事理论创新的哲学新视角》，从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知识论、技术论五个哲学维度，层层剖析战争形态深刻变革背景下军事理论创新的内在逻辑。不久，这篇万余字的文章，在军事学核心期刊以篇首发表。顺着这条被照亮的路径，我进一步构思了《从新军事变革看政治作战走向主战场》，探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政治工作作为“作战手段”的必然趋势走向。
这次“对话”，让我完成了从“求知者”到“探究者”的一次跃升。
2005年9月，我领衔承担“战斗精神培育问题研究”课题。任务迫切而重大：在信息化战场上，如何深刻认识战斗精神的制胜价值？如何突破培育的现实困境？
课题组讨论热烈，却总觉缺了那根能串联所有材料的“主心骨”。我再次翻开《战争论》，带着“战斗精神”这张问题地图，在克氏的文本中寻找思想启迪。
很快，我找到了。在关于“精神要素”“武德”“胆量”的论述中，克氏的见解如金石掷地。他将精神力量置于物质力量之上，视其为“贯穿整个战争领域的灵魂”，是“战略的第一要素”。那个著名的“乘数理论”极大升华了我的认知：物质力量是“被乘数”，精神力量是“乘数”，最终的战斗力是它们的乘积。
尤其触动我的，是他对“危险”与“劳累”的论述——只有在“战争阻力”的严酷磨盘下，真正的勇气和武德才能被锤炼出来。这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之前的困惑：和平时期的战斗精神培育，绝不能是温室呵护，而必须在“近似实战的复杂困难条件中”完成内化和转化。
思路一旦廓清，研究路径豁然开朗。我们将理论溯源、历史经验、现实困境、实践路径，都置于“战争制胜关键要素”的高度统合审视。3个多月后，《论战斗精神培养》这部研究作品顺利完成，出版后受到部队欢迎。
第三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对话”，源于书中一句看似平常却力有千钧的话：“任何思维都是一种能力。”这几个字，在信息化浪潮拍打军事变革堤岸的时代，于我不啻为一声惊雷。
当大多数人聚焦于技术、装备、战法时，我在想：技术差固然可怕，但驱动技术、运用技术、创造技术的思维，是否正经历一场更为静默却也更为根本的革命？如果“思维是一种能力”，那么在战争形态剧变的时代，我们最需要发展和变革的，是否正是这种“军事思维”的重要能力？
带着这个从古典智慧中生发出来的、指向未来的尖锐问题，我不再是带着具体疑问寻找答案，而是试图与克氏进行一场关于“思维”本身的跨时代对话。我将他关于战争复杂性、不确定性、“摩擦”理论的深刻论述，尤其是其中蕴含的辩证和系统思维，作为磨刀石，来砥砺我思考“思维变革”的刀刃。
我将《战争论》相关章节反复研读十几遍，每读一遍，对“战争是复杂系统”的体认就深一分。同时，我边读边思考：从克氏笔下的“战争迷雾”到今天的“信息迷雾”，战争的复杂性本质变了吗？没有，但它被注入了信息时代的新内核。那么，适应工业化战争的线性、机械、实体思维，如何转向适应信息化战争的非线性、系统、信息思维？
这场“对话”的结晶，是《军事思维变革论》——一个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的军事学研究项目。在近一年时间里，我沉浸在这场思维的自我革命中，独立完成了这本专著，系统阐述了信息时代军事思维变革的基本特征、主要动因、趋向走势与实践威力，提出了思维重心信息化、工具智能化、形式整合化、视域多维化等观点，深入论述了从实体思维到信息思维、从要素思维到系统思维等五大转向。
这本专著获得了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让我感到很受鼓励的是，我在《解放军报》“军事创新思维漫谈”专栏发表的《“思维差”比“技术差”更可怕》见报后，许多同行战友打来电话，说“戳中了要害”。
三次“对话”，次第展开，由浅入深。从探寻“哲学视角”，到淬炼“精神刀锋”，再到变革“思维范式”，《战争论》于我，早已不仅是一部论著，而是一块磨砺思维利刃的“磨刀石”。
它不曾给我现成的答案，却总是在我思想怠惰或方向模糊时，以其冷峻的深刻与磅礴的体系，向我发起挑战，逼我亮出观点，磨快思维的刃口。
今天，当我在课堂上与学员们探讨战争哲学，在研究中审视新的军事变革时，那来自19世纪的声音依然会在耳边响起。这场“对话”从未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因为思想只有在与经典的碰撞中，才能迸发出属于自己的光芒。而作为一名教师，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能将这碰撞产生的火花，传递给更多在军事思想道路上求索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