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杰，又名杨申甫，四川省梓潼县仙峰乡人。1928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都市学运工作骨干之一。1930年，他担负起“反帝大同盟”的领导工作之后，在党的具体领导下，带领广大学生和工农群众，发起成都华西坝的“反筑墙”斗争。1930年7月24日不幸被捕，8月15日被敌人枪杀在春熙路孙中山铜像前，年仅22岁。
敢闯敢干 农家子弟成长为革命青年
1908年，杨国杰出生于梓潼县仙峰乡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杨齐敬精通中医理论、医术，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乡村医生。杨国杰小时候资质聪慧、勤学好问。他父亲一面送他到附近的陶淑堂、冯氏祠等私塾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古书，奠定文化基础，一面又亲自教他攻读医书。到16岁的时候，杨国杰的医理医术已具有一定水平，对一般的病症都能独立对症处方。这时，杨国杰便跟随父亲四处为人治病，得到大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赞誉。
本来，杨国杰随父行医的目的是为了济世救民，但在几年的实践中，经历和眼见的无数事实让他开始怀疑行医济世救民的说法。1924年夏天，杨国杰亲眼看到家乡人民由于干旱带来的困苦和艰难。加之那年瘟疫蔓延，致使万户萧索，很多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在这样严重困难的情况下，统治者不但不关心百姓的死活，采取有效措施救民于水火之中，反而变本加厉地滥派田赋和税捐，极尽其敲骨吸髓之能事，弄得众多农户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凄惨景象令人不忍目睹。年轻的杨国杰尽管对社会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但他却明白，行医只能解脱民众的病痛，不能从根本上使他们摆脱落后和贫困。他认识到，只有对反动的国民党统治者进行斗争，摧毁其腐朽残暴的统治，才能真正地达到济世救民的目的。于是，他决定不再跟随父亲行医，而要到县城读书，探寻真正的济世救民真理。
1926年春，杨国杰考入县城内一所高等小学堂——通儒小学读书。这所学校当时开设了一些新的课程，使他开始接触政治、科学、民主和自由等新的思想和知识。他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取得优异成绩，名列学校第一。县城消息灵通，又有各种报刊，杨国杰接触到新的思想和知识，也了解到国家形势和政治动向，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这些都使他慢慢变为一个敢闯敢干的革命青年。1927年夏，梓潼城郊一带旱象十分严重，但地方政府的官老爷们却熟视无睹。这时候，东坝的农民群众自筹资金在青龙寺庙内唱戏祈雨。杨国杰来到庙内鼓动大家说：“明天一早，大家背上干枯的玉米秆到县政府去，要县大老爷立刻设法救济灾民。”第二天，老百姓果真这样做了。县政府的大堂上，干枯的玉米秆堆得像山一样高，县长周望希只好安抚大家，答应发放救济。
传播真理 唤起民众参加革命斗争
那时候的四川，大小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在各自的防区内大肆征收田赋，在城市滥征税捐，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以致农村经济破产，城市工商业遭到破坏，广大人民生活极端困苦。驻扎在地方的军阀部队更是为所欲为，横行霸道。有一次，驻扎在通儒小学的军阀部队擅自将课桌板凳砸烂当柴烧，学校当局根本不敢过问。杨国杰听说后，非常气愤，高呼一声：“有胆量的跟我来！”便一马当先，带着大批同学去质问驻军：“你们为啥这样干？”同学们也跟着大吼大闹，弄得驻军官长很是尴尬，只得表示以后不再砸课桌板凳。此后，类似事情再也没有发生。
为了揭露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传达北伐的胜利消息和大好的革命形势，唤起民众参加革命斗争，杨国杰利用寒假邀约当地在外读书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带领大家到附近场镇进行街头宣传、舞台讲演和表演文艺节目。在这段时间里，他既带领宣传队积极开展活动，又积极参加家庭农业劳动。他常说，自己能为人民尽一份力量，再苦也是甜的。
1928年春天，20岁的杨国杰考入成都师大附中高中班学习，不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30年，杨国杰在学校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党支部书记。面对白色恐怖和血雨腥风的险恶局势，他在革命浪潮中奋勇前进，经常托人购买党的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等进行学习、宣传，自身的思想也实现了飞跃，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逐步成长为成都市学生运动工作的重要骨干之一。在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他密切配合其他各方面工作，常采取秘密联络办法和暗号，通知革命同志到酒馆、公园等处开会、汇报工作、交换情况、布置任务、确定下次碰头地点等。除开会外，他们还开展搞讲演、散传单、贴标语等宣传行动。
在与反动派的斗争中，杨国杰总是勇往直前。他说，革命，就不能只是考虑个人危险。在革命活动中，杨国杰十分注意联系工农劳苦大众。他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特别是人力车工人中，为他们义务治病，义务写信，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并在工人夜校中担任义务教员，耐心地教他们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给他们讲解革命道理，发动他们积极投入反帝爱国斗争。1930年春天，成都地下党组织开始筹划广汉武装起义。杨国杰为了配合这一重要行动，迅速在全省掀起革命风暴，摧毁反动军阀的统治基础，组织了徒步峨眉的活动，沿途开展宣传活动，向广大工农群众讲述革命形势，传播革命真理，使更多的人投入反帝爱国运动中，为后来举行的广汉起义作好思想和组织准备。
1930年，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在华西大学这所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创办的学校里，利用种种特权，勾结军阀官僚，将从南台寺至望江楼一带的大片土地四周筑起围墙，严设门禁，不准中国人随便出入，并雇用巡捕，搞成自成一体的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特殊地带。这立即遭到成都市民的坚决反对。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经周密策划后，成立“成都各界民众反对南台寺筑墙大会”，开展了理直气壮的“反筑墙”斗争。7月24日，杨国杰会同同学古长林、肖一生、李亚群等男生25人、女生9人、工人代表12人及其他人员，在盐道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召开成华反帝大同盟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学校、工会和妇女会的代表100余人，讨论反对南台寺筑墙（即“反筑墙”）斗争的具体行动，决定通电全国，举行“八一”示威，援助成华青年失学斗争，反对军阀查封学校，救济被捕革命青年，反对白色恐怖。同时，还讨论了党内的组织、宣传、经费等问题。杨国杰被到会代表推选为主持反帝大同盟会议的主席。
英勇斗争 烈士生命定格在22岁
1930年7月24日，反帝大同盟会议进行途中，因叛徒告密，杨国杰等数十人被“三军”（即军阀刘文辉的24军、邓锡侯的28军、田颂尧的29军）联合办事处军警团逮捕，押回军警团，交“三军”联合办事处临时执法处初审后转送成都县政府收禁。
在阴森森的监狱中，在严刑审讯的法庭上，刽子手们用尽了威逼利诱、酷刑拷打等手段，对杨国杰进行了残酷的摧残。但他从无半点屈服之意，始终坚定地站在革命立场上，面对凶恶的敌人，义正辞严地一次又一次怒斥军阀给帝国主义当走狗、认贼作父、奴役人民、镇压革命、屠杀爱国志士的血腥罪行，气得敌人暴跳如雷又狼狈不堪，只好宣布休庭。杨国杰在监狱里面和敌人进行的英勇斗争，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捍卫真理、蔑视强暴、坚贞不屈的铮铮铁骨和高尚的革命节操。
经过三次会审，反动派的阴谋彻底失败，“三军”联合办事处临时执法处以“共产主席杨国杰公然集会提倡共产主义，组织武装暴动，意图颠覆政府，破坏秩序”等罪名，决定立即将杨国杰杀害。当杨国杰知道这一消息后，态度从容自如，立即责令看守他的军警拿来笔墨纸砚，给自己家里的亲人写了一封悲壮慷慨、动人心魄的《绝命书》。书中写道：“我之牺牲，是为着全世界人民谋幸福、求解放而死的……”
杨国杰写完《绝命书》后，向敌人提出不准脱掉他身上的红色背心。一队全副武装的军警，立即将杨国杰押赴春熙路。这时候，杨国杰身穿红色背心，双手被反缚着，昂首挺胸，威武不屈。他以深情的目光向围观的群众、向战友告别，显示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沿途不断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直到敌人已经开枪，口号声还未停止。就这样，爱国青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先驱、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杨国杰同志英勇就义，年仅22岁。
“杨国杰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的英雄气概、革命精神，给群众、战友和后人都留下了深刻的红色印记。”梓潼县仙峰乡干部的话表达出家乡人民对杨国杰的无限缅怀之情。
（绵阳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刘毅 胥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