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南（1908—1946），名盛宸，字德卿，号耀南，山东省掖县西障区郑家村（今莱州市平里店镇西障郑家村）人。
郑耀南早年受大革命的影响，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够彻底担负起革命的重担。1928年6月，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郑耀南毅然决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教学为掩护，积极发展党员，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1930年秋，中共掖县县委在郑家南屋秘密成立，郑耀南当选为掖县县委第一任书记。为了扩大党的影响，传播革命理论，郑耀南主持创办了掖县最早的党刊《红星》，他亲自负责编稿。由于条件简陋，他自己用针尖刻写蜡纸，油印传单，经常彻夜不眠。当时，国民党掖县党部筹备成立全县农民协会，郑耀南敏锐地认识到，这是共产党把农民组织起来、利用合法形式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利时机，因而带头成立郑家村农民协会，并动员共产党员积极参与农民协会的组织创建工作。1931年3月，掖县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五名县农民协会领导人，其中共产党员占三名，从而使中共掖县县委掌握了县农民协会的领导权。为保卫掖县党组织，镇压敌对分子，解决活动经费，1932年4月，掖县县委决定秘密成立特务队，郑耀南任特务队队长。郑耀南在《红星》上发表文章，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积极搞枪，做一名党的特务队员。郑耀南带头动员养母卖掉家里仅有的两亩好地，买了一支手枪。在郑耀南的领导下，特务队很快发展到二三十人枪。
1933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宋鸣时叛变。郑耀南等遭国民党省党部通缉，被迫离开掖县，转移到北平，投奔弘达中学的共产党员郭欣农，并成立了党小组，在生活艰难的情况下，坚持开展革命活动。后经郭欣农介绍，郑耀南与北平地下党员陈义山取得联系。时值冯玉祥、吉鸿昌等组织抗日同盟军，郑耀南前往察哈尔参加。察北起义失败后，郑耀南转移到龙口，趁年底潜回掖县。交接完工作后，又转移到东北，于1934年夏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吉林延吉县开展革命工作。同年秋，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郑耀南到吉林省拉法山区，争取“三江好”土匪部队抗日。1935年，郑耀南在奉天被日军逮捕，被有力商号保释。后又以党的特派员身份，到抚顺煤矿组织发动工人进行劳资斗争，最终迫使资本家给矿工增加了工资，期间曾被押七天。1936年秋，回到烟台担任胶东临时工委教育宣传委员，负责党刊《战斗》的编辑工作。12月，胶东临时工委遭破坏，郑耀南化装转移到青岛，继续坚持地下斗争。在外颠沛流离的岁月里，郑耀南先后辗转北平、察哈尔、山东、吉林、黑龙江、奉天等多个省份、十几个城市，虽历尽磨难，但一直与掖县县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教学、算命、行医等为掩护，坚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卢沟桥事变后，全民族抗战兴起。1937年秋，郑耀南由青岛返回掖县。在与上级组织还未取得直接联系、没有得到上级党组织直接指导的情况下，以郑耀南为核心的掖县县委，不犹豫、不等待，也不依靠任何外援，积极筹备建立抗日武装。10月，郑耀南主持召开沟东、诸冯会议，自觉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抗战方针和政策，作出了依靠党、发展党、积极发展抗日武装组织的决定。会后，县委恢复党刊，定期出版《民声》，加强抗日宣传，郑耀南亲自担任主编，并负责刻印工作。经过短短一个多月的努力，在掖县建立起六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武装，其中郑耀南等人在平里店一带组建了“人民抗日义勇队”。
在掖县县委发动组织抗日武装的同时，掖县国民党人也在筹建掖县民众抗敌前进队（简称民抗）。郑耀南认为，能否团结掖县的国民党员一起抗战，是能否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为此，县委特意安排县委委员王仁斋参与民抗筹建，并成为领导成员。1937年12月，在济南失守的前夕，韩复榘军队撤走，国民党掖县县长刘国斌仓皇出逃，国民党掖县政权垮台。以郑耀南为核心的掖县县委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于12月底召开县委会议，决定由共产党公开出面，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为主，吸收民抗，组建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担负起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抗日的任务。会后，经过与民抗的谈判，成立了由五人组成的民动领导机构，其中共产党人占四人。县委掌握了对民动的领导权，掖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8年2月1日，日军侵占掖县城并建立伪政权。刚上台的伪县长刘子容，下令取缔抗日组织。针对形势的变化，掖县县委作出举行武装起义，消灭伪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决定。起义前，以郑耀南为核心的县委作出了起义胜利与失败的两种准备：安排了两套班子，郑耀南等领导起义；张加洛等潜伏下来，准备秘密开展工作。
3月8日，郑耀南指挥起义军，包围整个县城，切断伪政权外援。在不放弃军事进攻的同时，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起义军一枪未发，开进了掖县城。随后，以民动为主体成立了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郑耀南任支队长，并向全县发布了反映人民群众意愿的《胶东游击第三支队抗日除奸宣传大纲》。为加强共产党对“第三支队”的领导，4月成立“第三支队”特支，郑耀南任书记，并在“第三支队”基层设立党支部，分设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里，“第三支队”就发展到3700多人枪，成为抗战初期胶东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最大的一支抗日武装。
与此同时，建立起山东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掖县抗日民主政府。时值日伪军发行的各种货币充斥掖县市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军政供应，改善人民生活，郑耀南聘请社会贤达人士孙康厚任“第三支队”财经委员会主任，出台了一整套经济制度和政策，恢复和发展了生产。“第三支队”军需处办起了兵工厂、被服厂，保障了“第三支队”的军需。4月，八路军鲁东第七、第八支队东上黄县路经掖县，“第三支队”赠送给其2000多套崭新的军装及部分款项和通过掖县境时路上所需的粮秣。郑耀南又聘请原青岛中鲁银行经理张玉田筹建了北海银行，稳定了金融秩序。郑耀南还团结安排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兴办了文化教育事业。以郑耀南为核心的掖县党组织，坚持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善于团结、识别、运用党外抗日人士，与他们实行广泛合作；对破坏统一战线的言行，坚决进行斗争。
正当“第三支队”大发展的时候，盘踞平度的国民党张金铭部派人给郑耀南下委任状，郑耀南当场拒绝。事后，郑耀南对李佐长说：“我们是党的武装，只接受党的领导和党的任命。他们有什么资格下委任状，真是岂有此理！”张金铭阴谋未成，便勾结招远的焦盛卿、栖霞的秦毓堂、莱阳的刘东阳，于1938年5月分四路对掖县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郑耀南亲临一线，沉着指挥作战，在“第三军”、“第八支队”的援助下，持续一个多月，“第三支队”击败了他们的进攻，保卫了掖县抗日根据地。在“第三支队”内部，以参谋处参谋长赵森堂为首的一小撮国民党右派分子，阴谋在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发动反革命暴乱，企图纂夺“第三支队”和县政府的领导权。以郑耀南为核心的掖县党组织，从一开始就对赵森堂等保持警醒。得知赵森堂欲策划叛乱的准确消息后，郑耀南召集特支领导成员紧急磋商，火速报胶东特委，并果断采取措施将其铲除，纯洁和巩固了革命队伍。
1938年8月，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与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在掖县城合编，“第三支队”编为“第三军”六十二团及五十五团的两个营，郑耀南任六十二团团长。郑耀南不居功，不自傲，服从党组织安排，但合编在“第三支队”内部引起强烈反响：“我们三支队有三千多人枪，三军还不足两千”，“我们有银行、兵工厂、被服厂、报社，月收入不下三十万，三军有什么”，“在三军机关的领导成员中，掖县人一个也不安排，也太不公平了”……对这些反响，“第三支队”特支特别是郑耀南顾全大局，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他说：“掖县的党组织、掖县的部队所以有今天，都是党领导的结果。过去，我们时刻盼着上级党的领导，到处寻找党的关系。今天我们把部队交给上级党来领导，这不正是我们长期以来的希望吗？党的武装，就应该交给党来统一领导，现在就是时候了。”正是在“第三支队”特支和郑耀南的教育和努力下，顺利地完成了合编。胶东特委书记王文感慨地说：“老郑真是一个好同志！”
1939年3月，郑耀南奉中央电令及直属首长批准赴中央报告工作，从沂水王庄出发，越高山，涉大水，越垣曲，过黄河，穿越数道封锁线，行程六七千里，于10月到达延安。1940年1月，进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由于长期艰苦转战和长途跋涉，郑耀南脊椎出现疾病，同志们多次劝他住院治疗，他总是说：“学习机会难得，革命需要知识，我可以坚持。”1941年4月，郑耀南的病情更加严重，不得不入院治疗。在疗养期间，他热情为病员服务，被评为“模范休养员”。在中央工作期间，郑耀南负责的工作量相当艰巨繁重，常常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钟；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郑耀南还带病坚持参加生产劳动。
1943年冬，郑耀南脊椎出现异常，经确诊为腰椎结核，再也不能坚持工作。1946年2月，病逝于延安。是年清明节，中共掖县县委、县政府在平里店召开郑耀南追悼大会，胶东、西海区和掖县党、政、军代表和群众两万多人参加。会后，在郑耀南的家乡西障郑家村为其树立纪念碑。郑耀南烈士逝世50周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为其题词：“峥嵘岁月渤海湾，忠魂千秋留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