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梓铭，湖南浏阳人，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１年７月，任湘鄂赣省委职工部长。１９３７年９月，任湘鄂赣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２日，惨死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平江惨案”之中，时年３２岁。
一
罗梓铭，原名罗世章，１９０７年生于浏阳县沙市区淳口乡先锋村。罗梓铭上有四兄三姐，他排行第八。家里极其贫困，仅有４间破屋，靠父亲、兄弟做雇工度日，生活极其艰难。罗梓铭的父亲为了让罗家能有一个识文断字的人，咬牙东拼西凑了几个钱，送罗梓铭读了几个月的私塾，后来实在凑不齐学费，便辍学了。罗梓铭九岁刚过便到一家裁缝铺当学徒，１３岁时又去学织布。他聪明能干，爱学习爱钻研，年纪虽小，手艺却很精细。出师后，他拎着缝衣工具篮，以缝衣为生，哪里有活就上哪里干，经常奔走于当地的大小山村，广泛地接触乡间的贫苦大众，艰苦的漂泊生活使他开阔了眼界，憎恨人吃人的黑暗社会。
１９２５年春，罗梓铭到长沙做工。当时正值“五卅”惨案发生前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帝怒潮，长沙民众自发组织的“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发动了数万工人、学生、市民游行示威，誓雪国耻。他从中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认识到穷人只有扎紧“把子”，团结起来，才能铲除世道的不平。于是，他利用工余时间，通过工友找到了长沙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经常去问这问那。长沙工团联合会负责人向他介绍工人运动的情况，向他讲解一些粗浅的革命道理。这个从小就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少年，产生了强烈的革命愿望，自觉地参加了工人运动。不久，他回到了久别的家乡。这时，他惊奇地发现家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响彻云霄，乡亲们扛着梭镖、大刀进出于大户人家，与土豪劣绅们作斗争，而以前的那些趾高气扬、飞扬跋扈、欺负乡亲们的地主老爷们却威风扫地，一个个变得灰溜溜的、惶惶不可终日。罗梓铭感到纳闷，一了解才知道，１９２４年冬，浏阳北乡进步学生、共产党员田波扬、潘心源从长沙回到浏阳，创建了全县第一个党支部，推动全县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罗梓铭立即跑到县城找县总工会委员长朱建盛，要求加入工会。朱建盛非常了解他的情况及在长沙的表现，笑呵呵地说：“欢迎你入会，希望你在这里和我们一同战斗。”罗梓铭参加了县工人纠察队。随后，他又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６年８月，北伐军叶挺独立团开到浏阳，罗梓铭调到县缝纫业工会任组织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罗梓铭参加了党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浏阳工农义勇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团，罗梓铭编在第三营。他作战勇敢，冲锋在前，不怕牺牲。在部队开往井冈山时，他因身染疟疾，不能随军行动，只得躲在深山治病，不久便潜回浏阳，进行地下斗争。
罗梓铭一家因为都参加了革命，遭到反动派的残酷迫害。这年冬天，罗梓铭的大哥罗云汉夫妇因为为地下党递送情报，转运物资，掩护伤员，被反动派双双砍下头颅，挂杆示众。全家人被逼得背井离乡，他的父亲也病死在浏铜边界的大山里。面对这血海深仇，罗梓铭强忍悲痛，掩埋了亲人的遗体，擦干眼泪，决心和反动派斗争到底，为亲人报仇。他与县委书记接头后，被分配去浏阳东区，以缝纫作掩护，恢复工会组织。罗梓铭在斗争最艰苦的１９２７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罗梓铭被派回家乡淳口，和县委特派员徐洪及张正坤等跑遍浏阳的山山水水，恢复农协组织，建立地下农民武装——浏北游击队。１９２８年，罗梓铭当选为第十八区区委书记。国民党反动派悬赏缉拿他，团防局派人抓他，他在群众的掩护下多次巧妙地化险为夷。
１９３１年７月初，在浏阳东门楚东山大屋召开了湘鄂赣边区党员代表大会，撤销湖南省委，成立中共湘鄂赣省委，罗梓铭担任省委职工部长，负责湘鄂赣省苏区的工会工作。
湘鄂赣苏区，地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交界处，包括位于武汉、长沙、南昌三省会之间的２０余个县，其中湖北有阳新、通城、通山、大冶、崇阳、蒲圻、咸宁、鄂城、黄梅、广济、蕲春等１０余县。苏区全境东西宽六七百里，南北长千余里。境内山岭连绵，峰峦险峻，河流交错，森林密茂，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它既是三省军阀和封建势力严密控制的地方，同时又是中央苏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为了配合红军打击敌人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罗梓铭率领省赤色总工会的其他同志，积极进行全省工会的组织整顿和发展工作，并藉此又掀起了全省职工运动的一次高潮。
针对以前工会组织混乱、系统不清、成分复杂等问题，罗梓铭等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对县总工会以下各级工会实行由下而上的整顿，将富农、地主洗刷出工会，纯洁了工会组织。经过整顿，到了１９３２年２月，湘鄂赣苏区的县、区、乡共建立了４１４个工会基层组织，工会会员人数也有了大量增加，达６万多人。湖北地区除阳新、大冶、通山等县原已成立县赤色总工会外，通城、咸宁、瑞昌、鄂城、蒲圻、崇阳、嘉鱼等县成立了县总工会筹备会，大冶矿区与武长路也部分建立了工会组织。鄂东南还建立了省总工会的派出机构——鄂东南办事处。１９３２年６月，鄂东南办事处改称鄂南赤色总工会，由黄加高任委员长。 、
为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素质，罗梓铭等还组织开办了工人干部训练班。在边区各赤色小学，一般都附设了工人夜校，吸收工人进校学习。很多工会小组也组织了工人识字班。省总宣传部出版了《工人斗争》，报道各地工人斗争情况；组织部创办《工人生活》，登载各地工会工作经验及上级指示。这些训练班、夜校和机关刊物，对教育工人、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省总工会在各县成立专门机构，挑选工人干部，介绍他们到红军或苏维埃政权中工作。同时，省总工会还组织各县按照规定的时间和条件，介绍工人参加红军当兵，或组织各种服务队，支援红军作战。
在湖北与江西、湖南交界地区，各县开了不少纸坊，有为数众多的纸业工人。罗梓铭亲自来到这里，出入工棚给工人缝补衣裳，很快就结交了不少朋友。他了解到，这里的槽主对工人的盘剥十分残酷，工人做牛做马，每天却只有两顿饭吃。工人中流行着一首歌谣：“少年进‘纸棚’，老来挂‘竹筒’（乞丐用的乞食工具），心想看父母，身无半分文。”经过深入发动，工人们向槽主提出了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在斗争中，罗梓铭指导和帮助许多造纸作坊组织了工会。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又依靠纸业工人作骨干，回乡恢复和重建农民协会，在农村开展抗租、抗税等斗争。一些槽主和土豪扬言：“要抓住罗梓铭沉猪笼！”但是，罗梓铭和其他工会负责人毫不畏惧，积极帮助工人组织劳动监察委员会，对槽主进行监督，督促劳资双方订立劳动合同，保护了工人的切身利益，受到了纸业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使湘鄂赣边境的纸业工人运动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发展趋势。
１９３３年４月，罗梓铭率领２０多名代表起程南下，取道赣南，出席中央苏区店员手艺工人代表大会。５月１日，刘少奇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国店员手艺工人代表大会。会上，罗梓铭代表湘颚赣省如实地汇报了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既讲成绩又讲问题，受到了周恩来、刘少奇的表扬。在这次会上，罗梓铭当选为中国店员手艺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兼工会党团书记，并留在中央苏区工作。
１９３３年秋，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刘少奇、陈云提出以全总名义号召中央苏区工人参军，建立一个工农红军工人师支援前线。罗梓铭奉命去赣南扩红。他不仅亲自动员了几百名青年参军，还在县、区、乡工会中动员和挑选了一批最优秀的工会干部参加红军，因而受到上级的表扬。在胜利完成扩大红军的任务后，苏区中央局决定罗梓铭留在赣南省委任组织部长。不久，他当选为中央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
不久，罗梓铭随中央纵队开始长征，担任第二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又在陕甘宁三边分区担任特委书记。
二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掀起抗日救国高潮，罗梓铭多次向组织要求上前线杀日寇、雪国耻。９月，党中央非常关心湘颚赣边区的革命斗争，派罗梓铭随李涛到湘鄂赣边区帮助工作。和湘鄂赣省委取得联系后，李涛代表党中央，向中共湘鄂赣省委传达了有关改编工作的指示，决定将湘鄂赣省委改为特委，隶属长江局领导，任命涂正坤为特委书记，罗梓铭为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罗梓铭和特委的其他领导按中央的指示精神，首先将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改编完成后，第一团的１３００多名指战员胸怀保家卫国、抗日杀敌的壮志，于１９３８年２月从湖南平江嘉义镇出发，雄赳赳、气昂昂地向皖南抗日前线开进。
部队开拔后，为了掩护湘鄂赣特委开展工作、支援前线、联络友军、处理部队出发后的遗留问题，党中央决定在平江设立新四军留守处，留守处的地址设在了嘉义镇的亿昌药号。特委和留守处合并办公，罗梓铭对外的公开职务是八路军少校副官。
湘鄂赣省的党组织在３年游击战争中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不少支部处于瘫痪状态。作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罗梓铭肩负着尽快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责任。他主持开办了１２期党员训练班，亲自授课，使党员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到国共合作后的新形势和我党的任务，加深了对“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理解，明确在宣传抗日、恢复基层党组织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方面的方针政策。罗梓铭还主持创办了内部刊物《党的工作》，以加强对基层党支部的指导。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作，党的基层组织逐渐恢复，有１５个县建立了县委，２个县建立了工委，并成立了５３个区委、３４０多个支部，共发展党员５０００余人。
在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系统的工作中，罗梓铭特别重视鄂南地区党的组织的重建工作。在他的建议下，湘鄂赣特委决定改鄂南特委为中共通山中心县委。中心县委驻通山界水岭，书记何功伟，负责指挥武昌、大冶、鄂城、阳新、通山、咸宁、崇阳、通城、嘉鱼、蒲圻等县的工作。经过努力，鄂东南的基层党员群众在较短的时间里重新凝聚和发动起来，并建立了以挂榜山为中心的鄂南抗日根据地。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给特委和留守处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设置了重重障碍。罗梓铭和留守处的同志不畏艰险，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深入到湖北的咸宁、蒲圻、崇阳、通城、阳新、大冶和湖南的浏阳、临湘、岳阳、湘阴以及江西的修水、铜鼓、宜春、万载等县，依靠当地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和扩大农抗会，进一步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吸收青年、工人、学生、中小学教师参加。这些抗日团体成为党联系和领导群众投身抗日斗争的重要纽带。
１９３８年初，为了建立和发展党的抗日武装力量，罗梓铭和特委的其他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派吴自力、饶雷瑞到鄂南一带组织游击武装。他们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内，便建立了一支１０００多人的游击队伍，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日本侵略军。罗梓铭还以留守处的名义，发动各界爱国人士筹款购枪，装备这些游击武装。有一次，国民党五十五师在前线打了败仗，一群散兵携枪逃到徐家垴鲁平南家里。共产党员王更生即动员商会收买了散兵的７０余支枪，正式成立了保安团，王更生任中队长。这个保安团后来与我党领导的另一支游击武装合编为武昌国民自卫队第一大队，４个月内发展到拥有２０８支枪的队伍。在通城，组织了一个游击队，由党员吴炳兰任队长，有四五百支枪。在抗日游击斗争中，这些部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罗梓铭还把拥军优属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主动安排好新四军家属的生产和生活。把那些不能在农村参加生产的家属，集中起来办起缝纫厂；对那些劳力缺乏的家属，特委一个一个地帮助解决耕牛、农具、种子以及烧柴等问题。每逢节日，罗梓铭等还深入到军、烈属家中去慰问。同时，发动群众给前方干部、战士送慰劳品，鼓励亲人抗战到底。罗梓铭等还想方设法为新四军—团留在平江的１００多名伤病员进行治疗。当时缺钱缺粮，药品也很少，罗梓铭带头节衣缩食，把每月的津贴费拿出来为伤病员购买粮油和药品。经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先后有７０余人病愈出院，奔赴抗日前线。
罗梓铭读书不多，但他非常好学，刻苦钻研，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他一有空就读书、练字。他虚心诚恳，不耻下问，拜一切人为师，且经常自己练习写文章，到后来文章写得很好了。据他自己在履历表上登记，他写的文章先后在《党的工作》《省委通讯》《红色中华》等报刊登载过。他在湘鄂赣地区工作时写的一篇《逃生队问题》，现在被保留了下来。他深入基层调查了解情况时发现：湘鄂赣边区有大批青壮年为了逃避服兵役而组织起“逃生队”，长期啸聚山岭。他感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不马上制止，就会影响抗日的兵源，有碍抗战。于是，他除了把这一情况向特委汇报外，还立即撰写了这篇文章，发表在《群众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三期上。文章详细地分析了“逃生队”问题产生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解决“逃生队”问题的６条办法：（１）发动民众运动，加强民众组织；（２）扩大宣传，加紧教育；（３）改善征兵方法；（４）解决军人家属生活困难；（５）积极培养抗战骨干分子；（６）肃清土劣汉奸等。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各级政府要人的重视，“逃生队”的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
三
１９３９年１月，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长官杨森率二十军驻防平江。４月，国民党秘密颁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国民党平江县政府的反共顽固派，深更半夜突然袭击我方开设在平江县城的“大众书店”，进行非法查抄，抄走和封存了一部分抗日救亡的进步书刊。接着，杨森派人到嘉义通知留守处说，“新四军远在江浙作战，后方事宜谅已办妥，留守处没有保留之必要”，“嘉义系我军驻地，要留者需先申报，经我军批准后方为合法”，等等。杨森和国民党平江县政府中的反动分子蓄意制造的这一系列挑衅事件，其目的是想挑起事端，诬罪我党，从而取缔我留守处。
国民党反动派的上述阴谋活动，引起了中共湘鄂赣特委的警惕。杨森部队移驻平江后，特委就接到湖南省工委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通知，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将原有工作人员精简了１０多名，精简的同志一般回到原地从事地下工作，以前公开露面较多的同志大部调到新四军里去工作；转移了一些重要文件和物资，改变特委与各县同志的接头地点；报请新四军军部同意，改留守处为通讯处，准备将通讯处迁往县城办公，并公开与国民党平江县党部交涉如何保证通讯处开展正常活动以及如何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
就在特委派人进城查看房子、准备搬家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迫不及待地准备对我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下毒手了。６月初，根据蒋介石和湖南省政府主席、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的密令，杨森召集地方反动党团、政府及军队中的反共骨干分子开会，宣布“现在中央政府攘外先要安内”，诬蔑共产党“不是真正的抗日，而是以搞留守为名，搞他们的根据地”，叫嚣平江要肃清“共匪”，应该先抓主脑，首先把嘉义留守处的问题解决。由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指挥这次反共行动，他指定特务营营长何学植到嘉义具体执行。根据何学植提议，调特务营二连连长余启佑率领全连，调排长刘纪容带领重机枪排，又从第三连调２０人，于６月１１日借加速破路为名赶到嘉义，并派兵一个连同时赶到平江县城。计划１２日下午３时在嘉义、县城一齐动手，企图将我留守处主要负责人员全部杀害。为了使两地配合行动，李仙洲保持与嘉义和县城的电话联系，并规定了联系的暗号是“把部队带回来”。
何学植到嘉义后，借就地驻防为名，暗暗将我留守处包围：二连一排驻嘉义上街头，封锁了通讯处的左边；第二排分散在通讯处对面；第三排驻嘉义下街头，封锁通讯处的右边；通讯处后面是汨罗江，河对面又有９挺机枪封锁。２０个持手枪的匪徒全部改着便装，散在通讯处前后左右。加上原驻嘉义的第三营，数挺机枪控制着嘉义两个制高点，这样，对我通讯处部署好了内外两层包围圈。
６月１２日上午，涂正坤带领机关全体同志和当地群众在附近挖破公路。罗梓铭正在患病，但他为着抗日救国的大局，仍坚持工作着。中午，通讯处同志由于连日参加破路，身体十分疲劳，大都睡午觉了，但涂正坤还在自己的住室与几位来访的群众谈话。下午３时，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特务营中尉侦察员张绍奇来到新四军嘉义通讯处驻地，急促地走进涂正坤的住房，很恭敬地通知要涂正坤等到乡公所去商量有关抗日的紧急事宜。涂正坤顾不上休息，立即与在座的群众告辞，跟着张绍奇走出了通讯处的大门，出门后向右边直奔乡公所去。当他走到离通讯处约５０步远的“秀记杂货店”时，张绍奇忽然干咳一声，从左边小巷溜走了，接着由早已埋伏在右边侧巷的士兵孙家慧向涂正坤开了枪。涂正坤当即中弹，他意识到中了敌人的埋伏，于是竭尽全力高呼：“不准破坏抗战团结！”口号声未完，他便倒在血泊之中。
枪响后，张绍奇佯喊：“有匪啊！有匪啊！”随着喊声，早已埋伏在周围的便衣特务，一齐持枪冲到街上，小小的嘉义镇立即岗哨林立，实行戒严，街上一片喊声、枪声，各家店铺立即关门，顿时秩序混乱，气氛紧张。罗梓铭知道情况有变，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据他的儿子罗吉林回忆说：“父亲正患重病，当外面枪声传来时，他沉着地将身边的机密文件烧毁，又将两包党的活动经费递给站在窗外的母亲，母亲忙将这两包东西埋进了邻居灶屋的火灰中。后来，这两包党的活动经费，由涂正坤的爱人宋引梅交给正在外面工作的黄耀南，避免了党在经济上的损失。”
正在这时，一伙暴徒冲进了通讯处，通讯班长吴干成向罗梓铭请示：“打不打，我们还有１０多支枪，干脆和敌人拼了！”当时，罗梓铭考虑到抗战的大局，加上敌众我寡，他说：“不要打，同他们进行说理斗争！”他的话音刚落，匪徒们就冲进来了，解除通讯班的武装，把同志们都赶到通讯处的救亡室。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罗梓铭愤怒地大声抗议：“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逮捕抗日战士！你们为什么要破坏抗战！我要向全国人民控告你们！”通讯处秘书主任吴渊被暴徒们拉出门外，当场枪杀在离通讯处左边几步之遥的“万寿富”门口。
顽军带队的连长余启佑令手下人将中共湘鄂赣特委副书记罗梓铭，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少校秘书曾金声，干部吴贺泉、赵绿吟等４人五花大绑，拖到通讯处后厅审问。罗梓铭等昂首挺胸地站在厅屋中间，几个国民党士兵端着枪看守他们。罗梓铭大义凛然地警告暴徒：“你们这些民族败类，倒行逆施，最终逃脱不了人民的审判！”一个特务扯起沙哑的嗓子吼道：“快交待你们的罪行！”罗梓铭义正词严地回答道：“我们抗日无罪，你们破坏抗日有罪！”暴徒无计可施，先将罗梓铭吊起来，用烧红了的铁铲往他身上烙，顿时青烟直冒，皮肉被烙得嗞嗞作响。曾金声等３位同志也受到严刑拷打。顽军和特务企图从罗梓铭等人口中得到我党组织的名单，而得到的“供词”却是异口同声的痛斥：国难当头，日寇铁蹄蹂躏了半个中国，我们的同胞遭到日本强盗的残杀，你们看见了没有？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你们的枪口不对外，反而屠杀忠诚合作的抗日战士，你们安的什么心？你们身上难道还有半点中国人的气味？暴徒们将罗梓铭等折腾了半夜，伎俩用尽，一无所获。
深夜，国民党顽军押着遍体鳞伤的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等４人，向虎形岭走去。罗梓铭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就带领大家慷慨激昂地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声冲破长空，正气凛然，令暴徒们颤栗。
罗梓铭首先被推到一口废金井旁边，暴徒恶狠狠地说：“再不供出你们的党组织情况，就把你丢进去活埋！”罗梓铭昂首挺胸地回答：“想从我口里挖出东西，你们是白日做梦！要杀要埋，随你们的便！”接着，他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暴徒们恼羞成怒，罗梓铭每呼一句口号，就被捅一刀，前后被捅了３０多刀，他仍然威武不屈。敌人无可奈何，匆忙将他推入井里，一阵乱枪；接着又将另外３人一起推下去活埋。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等４人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
在“平江惨案”中，只有罗梓铭的爱人张美秀及儿子罗吉林和少数同志在房东老人邓选成的掩护下，逃脱了敌人的虎口，其余负责干部全部遇害。
“平江惨案”的发生，罗梓铭等被杀害，充分暴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假抗日、真投降、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狰狞面目。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民和国民党统治区正义的人们的抗议和声讨。
罗梓铭将自己的满腔热血洒在他挚爱的神州故土上，实现了他报国拯民的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罗梓铭同志一生的真实写照。
（周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