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20余万名云南民众以血肉之躯，在崇山峻岭中艰难开凿出一条长约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3000余人在筑路过程中献出了生命。这条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通道，急需熟悉驾驶和汽车修理的技术工人。在爱国侨领陈嘉庚的呼吁下，3200余名华侨青年分九批从南洋各地回国。1939年至1942年间，这些年轻的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抢运了50余万吨军需物资、1.5万余辆汽车，以及难以计数的其他物资，为抗战筑起一条重要的“生命线”。
陈昭藻（1900-1987）是第二批从新加坡回国的南侨机工，此后他再没有回到第二故乡新加坡与祖籍地海南。
1900年9月5日生于海南岛乐会县凤楼村的陈昭藻，因家境贫寒，16岁漂洋过海，到新加坡投奔哥哥陈昭芹。他曾学裁缝、做杂工，学会电工与驾驶后受聘于新加坡亚细亚轮船公司，负责机械维修，随海轮远航到世界的许多国家，妻子病故后，辞职转至意大利和英国的汽车公司工作，并与兄长及同乡合股创办了“天和堂药店”。
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祖国危难，南洋青年群情激愤。招募机工要求年龄20岁至40岁，已经39岁的陈昭藻担心落选，将年龄改成34岁。临行前，他买了船票，委托家嫂把年幼的女儿陈达梦送回海南老家由父亲照看，随行还带去了一张儿童床。父女此生再也未能相见。
1939年3月13日，陈昭藻随第二批207名南侨机工从新加坡启程回国。这一年，3200余名南侨机工告别南洋奔赴国难，他们中，有1800余人再未归来，在滇缅公路沿线为国捐躯。
1939年，陈昭藻回国一周后被派往西南运输处仰光汽车装配厂。那时的仰光，酷热多雨。他们在一家条件十分简陋的汽车修配厂露天组装汽车。按照美国工程师原计划，每6人一组，一周装配一辆汽车。然而，居住在装车厂的机工们，顶着烈日、冒着大雨，在工具匮乏的情况下，每天坚持工作10多个小时，他们的效率与日俱增：从最初每组每天装配2辆，逐步到4辆，最终达到每天10辆以上。这样的速度和技能，令美国工程师大为惊叹。但身体极度透支、营养不良、用水困难、空气浑浊，使许多工友染上了疾病，陈昭藻等机工不得不搬到六十四街简陋的小楼租住。
王文松与陈昭藻同属第二批回国的机工。祖籍海南的他，在新加坡生活10余年，曾是英国摩尼汽车公司的工程师，英文流利，是当地卓有声望的高级技术人才。1939年，他动员10余名机工老乡一同回国，带回了一个装有全套修车工具和探伤仪器的箱子（据文献和实地寻访证实，中国的磁粉探伤技术为南侨机工最早引入），回国后任西南运输处仰光汽车装配厂副厂长，后撤至云南大理下关，又被派往印度协助盟军工作，1946年因车祸殉职，留下两个年幼的女儿。
南侨机工不仅毅然舍家卫国，更凭借精湛技艺化解了运输路上的诸多危机。他们发明了多种实用方法，如长时间下坡时向刹车毂滴水冷却刹车片，搭建汽油桶浮桥和渡船浮桥，使用防滑三角木、视线测量杆，夜间以白布引路、设置强制加水站等，保障了滇缅公路在抗战时期的畅通运行。
然而，1942年5月，惠通桥被炸后，滇缅公路运输中断，“技术报国”的南侨机工被遣散，他们有的流落街头，有的被日军活埋。直至1944年，在新加坡爱国华侨侯西反的奔走下，云南华侨互助会成立，部分流离失所的南侨机工得到救助；昆明侨光小学的建立，也让侨童不再失学。
1946年，在海外华侨的呼吁和各方的帮助下，国民政府开始安排南侨机工分批复员。当时就职于空军第五军粮所的陈昭藻虽然报名复员，却因奉命出差外地，两次错过复员机会。之后军粮所要派遣陈昭藻在内的3名机工随部队前往台湾，陈昭藻却拒绝了，他选择留在大陆，留在云南，又结了婚，生育了3个子女，在林区驾驶汽车运送木材。在孩子们眼中，他是一个“永远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阿公”。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张文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