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更初思周济凡，
除奸杀敌真勇敢，
领导我们反“清乡”，
人人夸他英雄汉。
……
四更又思周济凡，
捕后仍是英雄汉，
任凭日伪怎摧残，
守口如瓶自赴难。
……”
这首歌谣当年曾在江苏省南通县余西区广为流传，它真挚地道出了当地人民对自己的区委书记周济凡烈士的赞颂和怀念之情。
周济凡，江苏省崇明县（今属上海市）人，1923年12月生。初中毕业那年，正逢抗日战争爆发，他到其父创设的“应时小学”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教唱“打倒东洋”等抗日歌曲。1938年，他积极参加了当地地下党举办的夜校和各种青年集会，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不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夏，日本侵略军调集重兵对崇明岛疯狂地进行“清剿”、“扫荡”，周济凡家园破毁。崇明县临时工委和抗日部队北撤，周济凡满怀国恨家仇，随部队渡江到江北，在苏中四分区游击第三旅政治部服务团工作，活动于启东、海门一带。1941年初，周济凡被派到一师三旅参加第一期教导队学习。学习结束后，他先后担任三旅九团政治处干事、南通警卫团政治处青年干事、连政治指导员。1942年初，为了准备反“清乡”，县委抽调了一批军政干部充实区级组织，周济凡被调到余西区，历任社会科科长、区委书记等职。
1943年4月，日伪对我苏中四分区疯狂地进行“清乡”。周济凡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带领余西区军民坚持在反“清乡”斗争的第一线。他带领武装民兵，经常进入敌人据点，机智勇敢地惩治汉奸特务，打击敌伪的嚣张气焰。有时，他腰藏短枪，头戴礼帽，身着长袍，化装成阔少爷，捕捉落脚在地主家的特务。有时，他又装扮成阔佬，闯进伪方人员的家中，给其上“政治课”，晓以大义，指明出路。一次，他化装成卖棉纱的农民，早早地来到二甲镇新市场，见一个日本兵正在敲榨勒索、欺压百姓，他怒不可遏，拔出手枪，向那个日本兵连发数弹，随即混在乱哄哄的人群中迅速离去。
日伪在苏中的第一期“清乡”失败后，又变本加厉地向我抗日军民实施所谓“延期清乡”。面临严重斗争形势，少数干部流露出悲观情绪。周济凡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完善斗争的方式方法。哪里最紧张，哪里斗争最艰苦，他就在哪里出现。岸南乡一度情况紧张，周济凡冒着危险，带领民兵惩办了一批汉奸，在干部群众中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终于打开了局面。
周济凡对敌斗争沉着坚定，有智有勇。一次，他带着人去敌据点附近五福桥河北的瞿家油坊收税，不意伪军前来搜查。瞿老板吓得直打哆嗦，连连劝周济凡等躲一躲，他沉着地对老板说：“怕什么，我额头上又没有‘周济凡’三个字。你不要慌，让他们来好了。”伪军如狼似虎地从大门外冲了进来，里里外外进行搜查。伪连长凶恶地问老板：“这儿有没有新四军？”老板连说“没有”。此时，周济凡正从容不迫地坐在瞿家账房里，打着算盘，另一位同志在旁看他算账。伪连长指着他俩盘问老板：“他们是什么人？”老板见他们镇定自若，也就壮了胆子说：“这是我的账房先生。还有一位是我的水客（旧指到各处采办货物的人员）。”伪连长还要死磨硬缠，周济凡放下算盘，故作惊讶地说：“你们要找新四军？刚才我听说西边有几个‘粽子’扎（南通一带群众称将汉奸捆绑后投入水中处死的办法为‘扎粽子’）在那儿，可能是新四军干的！”伪连长信以为真，带着部队向西赶去，周济凡等安然脱险。
周济凡平易近人，关心同志。他经常对区干部说：“基层干部文化低，我们在布置工作时，不但要交代任务，还要交代办法。要帮助他们学文化。”他节衣缩食，省钱买文化生活用品送给同志。在他的关心培养下，许多基层干部成长很快。姜云鹏是农民出身的干部，没有文化，文件都得叫人读给他听。周济凡对他讲学文化的重要性，抽空教他识字、写字。经过一段时间，姜云鹏就能读报看文件了。
1943年的农历九月，按区委分工，周济凡暂离区队去范公堤以北地区工作。他与区长分手时，掏出身上的怀表送给区长说：“这只怀表曾伴随我多年，现在你带部队作战更需要它，就给你留作纪念吧。”
1944年3月20日夜晚，周济凡来到平望乡召开干部会议。次日清晨，由于叛徒告密，遭伪军四十余人的偷袭，突围未成，落入敌手。
周济凡被捕后，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日伪妄图从他口中得到我党组织和区队民兵的活动情况，施展了种种毒辣的手段，利诱不成，又施以酷刑。周济凡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多次昏死过去。当他苏醒过来时，总是用沙哑的嗓门，顽强地唱起《国际歌》、《新四军军歌》。敌人无计可施，最后下了毒手。4月2日傍晚，周济凡被活埋。时年仅21岁。
（钱逸华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