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炒面暖寒冬
■殷琦璐
清晨，我走进食堂时，分餐台前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腊月天寒，炊事班近几日时常会做腊八粥。
“班长，多来一点行不行？”排在前面的一级上士老陈笑着把碗递过去。
“人人有份，管够！”炊事班班长舀起一大勺粥，稳稳倒进老陈碗里，蒸腾的热气顿时弥漫开来。
我捧着碗坐下，低头闻了闻腊八粥的香气——那是豆子煮熟后特有的豆香，加了黑芝麻后更加浓郁。喝一口，暖流从舌尖蔓延到胃里，使我整个人都舒展开来。与此同时，远在家乡的姥姥常做的却是炒面。
每年冬天，姥姥都会做炒面。将小麦粉倒入铁锅，加少许盐，慢慢焙成浅褐色。要吃时，将炒好的面盛进碗中，用热水一冲，再依据自己的口味加入坚果、葡萄干、红糖等。朴实的味道与温热的口感凝结成我记忆里挥之不去的乡情，也藏着姥姥心中一段满含牵挂的过往。
70多年前，战争的硝烟从朝鲜漫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响彻太姥姥居住的村庄。那年冬天，乡邻们总在村道上谈论着前线的消息，村头的大喇叭里经常播报志愿军的英勇事迹。姥姥的哥哥王发奎那时总趁着帮太姥姥干活的间隙，偷偷打听参军的消息。
姥姥告诉我，1951年冬天的一个早晨，王发奎离开了家。太姥姥将他送到村口，看着他背着简单的行囊，渐行渐远。后来听邻居传回的消息，他们在短暂的集结后，便随部队北上，跨过了鸭绿江。那一年，他17岁。
“那时候家里哪有面粉啊，你太姥姥把家里仅有的半袋糜子磨了，连夜炒熟，装在布袋子里，交给了他。”
关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炒面，我曾查过资料：为解决志愿军官兵吃饭问题，当时的东北军区提出了“以炒面为主”“制备熟食，酌量提高供给标准”的建议，用一定比例的小麦、大豆、高粱米或玉米炒熟、磨碎加食盐制成炒面，供应前线。炒面虽然难以咽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每人随身背一袋，可以填一填肚子。
“你舅姥爷说，那炒面吃得人直呛。”姥姥回忆，“干嚼咽不下去，得就着雪。一把炒面一把雪，在嘴里和成糊糊，冰碴子扎得牙根疼。”
舅姥爷还告诉她，就是这扎牙的炒面糊，在零下40摄氏度的长津湖，在子弹呼啸的上甘岭，支撑着无数年轻的身体。饿了，抓一把；冷了，抓一把。小布袋挂在脖子上，贴着胸口，怕冻硬了，更怕丢了——那是命。
战斗的间隙，舅姥爷时常会唱起家乡小调。歌声断断续续，却总能让身边的战友露出久违的笑容。一次行军途中，舅姥爷的布袋被磨破了。虽然里面早就没有炒面了，但他仍蹲在战壕里，借着微弱的月光，一针一针地缝。同班的战友笑他：“小王，命都快没了，还顾得上这个？”
他头也没抬，说：“这是俺娘缝的。”
后来那个战友和舅姥爷一起回到家乡，把这件事讲给了姥姥听。
回国后不久，电影《上甘岭》开始拍摄。知道消息的舅姥爷在剧组当了一名群众演员。拍摄插曲《我的祖国》时，舅姥爷与大家一起合唱“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优美的曲调让从战场归来的舅姥爷深深为之动容。
前几天，姥姥寄的炒面到了，面里加了红糖芝麻。我按照家中常用的方法，给排里的战友每人冲了一碗。
重庆的战士大陈吸溜一大口，眼睛亮了：“排长，这个味道越嚼越香呢。”
山东的战士大兴咂咂嘴：“像俺奶奶烙的饼，透着麦子原本的味儿。”
听着战友们吃炒面的声响，我心头一热，给姥姥发了条信息：“面收到了，大家都说好吃。”从就着雪块、掺着粗粮的干炒面到如今这碗香甜的炒面糊，炒面的味道与口感早已不同，但一代代人坚守战位的初心却从不曾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