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田会议期间的谭政。
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相继占领了龙岩和永定，在闽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扩大了武装力量。在转战赣南闽西的战斗中，由于谭政表现出较好的政治工作才能，被毛泽东调回军部，任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兼政治训练部长。
谭政跟随毛泽东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以来，红军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也打过一些败仗，暴露出红四军内部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七大”在龙岩城召开，在会上毛泽东等人力图解决这些问题，结果不仅问题没有解决，毛泽东反而落选了前委书记之职。随后，毛泽东与贺子珍、江华等前往上杭的蛟洋、苏家坡和永定的合溪等地从事地方工作。
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攻克上杭城后，朱德在上杭县城太忠庙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但会议开了3天毫无结果。毛泽东因病重未能赶来参加。会后，毛泽东由地方武装用担架护送至上杭县城。谭政连忙去看他，一见面，谭政发现毛泽东浑身浮肿，十分虚弱，心里颇为着急，可毛泽东虽重病在身，仍精神昂扬，豁达乐观，他在这时还填写了一首《采桑子·重阳》的词，词中写道：“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作为红四军军委秘书长的谭政，对红军部队的发展前途忧心忡忡。自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后，部队接连失利，暴露的问题也日益严重。谭政为部队的生死攸关而担忧。他深深感到，革命根据地不能没有毛泽东，红军不能没有毛泽东。自从湘赣边秋收起义后，谭政就一直跟随毛泽东，两人患难与共。特别是在担任前委书记毛泽东秘书期间，亲身经历了毛泽东处理一连串党内党外、军内军外错综复杂的问题，谭政受到极为深刻的教育。同时，对于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以来的一切活动，谭政也是清清楚楚的。他反复同周围的同志讲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强烈要求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并且时常抽空到苏家坡看望养病的毛泽东和贺子珍。
10月下旬，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的陈毅回到闽粤边界松源的红四军前委，并带回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此信要求红四军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11月下旬，红四军回到长汀后，陈毅对谭政说：“这次到上海，我找到中央负责军事的周恩来同志，向他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周恩来当即作出指示，要我们把毛泽东同志请回红四军当前委书记。我明天就去。”“那我同你一块儿去吧！”谭政听陈毅这么一说，非常高兴。陈毅告诉谭政：“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为我做点准备。你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对他的生活熟悉，还是在家好好安排一下。”送走陈毅后，谭政心里似喝了蜜一样甜。
他按照陈毅的嘱咐马上派出一个战斗力强、武器装备较好的警卫连前往上杭苏家坡接毛泽东回来。部队出发后，他又叫行政后勤部门为毛泽东和贺子珍夫妇安排一套宽敞的住房。同时准备材料，列出汇报提纲，好向毛泽东反映红军部队存在的不良倾向和他对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意见。
11月下旬，毛泽东在他养病的苏家坡收到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来信。26日，毛泽东与贺子珍偕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特派员、组织部长谢景德，随谭政派来迎接的武装，心情舒畅地回到汀州，同朱德、陈毅会合，重新主持前委工作。
战友重逢，格外亲切。谭政首先迎上去，同毛泽东、贺子珍亲切握手，随后把他们送进准备好的房间。毛泽东进到屋里，行李还没有打开，就迫不及待地招呼谭政：“把我离开前委这段部队情况说说吧。”
谭政是很了解毛泽东的。他从衣服兜里拿出刚准备好的汇报提纲，毫不保留地把部队中存在的种种错误思想向毛泽东作了详尽的汇报。
“干部中又滋长了不注重农村根据地建设，热衷于打城市。部队中产生了享乐思想，不讲政策，不守纪律；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不打‘收条’，不付款，损坏东西不作赔偿；更有甚者搜俘虏腰包，还有调戏妇女的。总之，部队中有严重的流寇思想。”
“单纯军事观点，说什么‘军事好政治自然好’，‘司令部对外’，排斥政治工作干部。”
“严重的军阀主义，干部随便处罚士兵，主张枪毙逃兵……”
还有“非组织观点”、“违反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正确的倾向。
毛泽东一边听着谭政的汇报，一边认真地记着笔记。谭政汇报完后，毛泽东紧握着谭政的手，深情地说：“你的汇报很详细也很重要，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看来只做一般性的政治教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动员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官兵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为了进一步听取下面的意见，能不能请你辛苦一下，为我组织几个座谈会，具体时间和地点由你安排。”
“没有问题。”谭政毫不犹豫应道。
两人谈了很久，谭政起身告辞。
“请留步，谭政。”毛泽东喊了一声，又说：“开座谈会，可不是把人叫到军委来，是下部队去，到红军各纵队去开；到会的人要广泛，有干部，还要有战士；有军事指挥员，还要有党代表、政治战士，也要有管后勤、管伙食的，各方面代表都得有，各种意见都得听……到时候，希望你能同我一道去。那你也做些准备吧!”
这时，贺子珍走过来，嘱咐谭政说：“你可知道他的脾气，工作起来是不要命的，没黑夜，也没白天。谭政，他身体刚好一点，你可得关照他一些。”
“放心吧。”谭政笑了笑告诉贺子珍说：“我们同是湖南老乡，毛泽东的生活习惯我肯定比你还了解。工作上，我将尽力协助。”
临别，毛泽东又说：“你能不能把罗荣桓同志接到军委来？请你和罗荣桓助我一把力，做些调查研究，帮我起草四军第九次大会决议草案准备些材料。”
11月26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于12月份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会后，谭政调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
12月3日，毛泽东率红四军离开汀州前往闽西红色区域的腹地连城的新泉。毛泽东、朱德、陈毅以及前委、军委机关驻在苏区主席张育才家，领导了为期10多天的著名的“新泉整训”。
新泉，位于连城、上杭、龙岩三县之间，玳瑁山前。初冬季节，寒风袭人，田地里结起一层白白的冰霜。村子里，一幢大房子内，谭政协助毛泽东召集部队各方代表正围坐在熊熊的炭火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热烈讨论着。毛泽东和谭政都认真地做着笔记。一项一项地讨论座谈后，毛泽东用几句话对座谈会的情况总结说：“大家讲得非常好，这样一讨论，哪个错误，哪个正确，自然就明白了！”
在这期间，谭政、罗荣桓协助毛泽东召开了各级、各类干部的小型调查会，酝酿和草拟文件。谭政、罗荣桓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会议，并积极反映了部队的情况，揭发错误，分析原因，提出解决办法。谭政还协助毛泽东到新泉邻村官庄报一公祠召开农民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
12月中旬，由于敌金汉鼎部再占汀州，进逼连城，毛泽东等又率红四军主力移驻上杭古田。前委、军委机关设在八甲，四个纵队分别布防于周围的赖坊、竹岭、溪背、荣屋等村。在古田，谭政、罗荣桓继续协助毛泽东开好纵队、支队、部分大队的党代表和支队以上的书记、宣传委员、组织委员联席会议，帮助毛泽东起草决议准备材料。
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对会议的召开、日程以及要解决的问题，讨论了好几次。然后，毛泽东对谭政交代说：“谭政，你看能不能把在新泉时到部队作调查，召集各级干部座谈揭露出来的问题，大家提出来的那些解决办法，还有陈毅同志参加座谈会时发表的意见，也加上你的意见，还有其他材料，一类一类地归纳一下？争取在红四军九次党代会上形成个决议案，下发部队贯彻执行！”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谭政和以前一样，把座谈、调查来的材料，一件事一件事，一条一条地理了出来，整整齐齐放在毛泽东卧室的几案上。毛泽东对谭政的准备很满意，他翻了翻这些材料，笑着说：“好，决议案就从这里产生了。”
1929年12月28日，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红四军“九大”在上杭古田廖氏祠堂内隆重举行。谭政出席了会议，并且担任会议记录。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案是党和红军广大指战员集体智慧的结晶，成为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