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催生了新型军事人才
历史是人创造的，推动战争演进的根本因素必然是人；人是科学与技术的发现者与创造者，人为科技与科技化人是同一历史过程。在军事领域，人是战争主体，也是科学技术发挥战斗力作用的重要载体，从事战争的人必定是特定科技背景下塑造和熏陶的人而不是脱离科技条件的人。武器装备固然是军事科技的主要标志，但绝不能将科技“窄化”为武器装备。
科学技术的战斗力属性，是通过实体态、人格态和结构态综合作用来体现的。人格态的军事科技战斗力，包含了从事战争人员的军事科技知识、科技意识、科学精神、科技技能以及基于这些之上的洞察力、决断力、创造力、应变力和谋略水平等，是战场上最活跃和最具能动性的战斗力。两伊战争中双方士兵文盲占多数，科技素质低下导致尖端科技的战斗力难以发挥，引进的先进武器甚至离不开外国的专家顾问；而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宁肯用10个战俘去换回自己一个士兵，主要是因为以军士兵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科技素养比对方士兵高得多。战争的演进，与战史上一系列善于驾驭科技发展、顺势而为的杰出将帅和广大具有创造精神的普通士兵是分不开的。科技造就了新型军事人才，而新型军事人才又成就了新的战争。近现代战争，武器装备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但若忽视了人格态的科技战斗力，就犯了“见物不见人”的错误，也就陷入唯武器论的窠臼。需知，科技革命首先是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飞跃，军事变革最重要也是人的变革。迎接世界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的挑战，培养一大批能够驾驭科技发展大势、能够强军胜战的新型军事人才，有时要比拥有先进的武器更急迫更重要。
科技创新引发军队组织形态变革
科技创新催生出新的作战手段和新型军事人才，也必将影响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方式，即军队的编制与作战编成，引发组织体系的变革，使结构态的科技战斗力以一种新的面貌得以呈现。
回顾军事发展史，军队组织形态的发展变化，总是以能够有效容纳科技发展带来的战斗力增值潜力为基本方向。当新的武器装备引入原有的组织体系后，由于其战术技术性能的优势性和使用保障条件的变化，必然引发原有装备体系中的配套、比例、衔接和保障关系等方面的不适应，引发人员数质量结构与武器使用要求的矛盾，进而产生调整和变革组织形态的基本动力。信息化战争时代，军队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各国都在缩减层级、增加节点数量以建立“扁平化”的组织形态，适应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模块化组织体系成为发展方向，为推动战争的演变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深入发展，必然引发军事体系的重塑，人的因素、装备因素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人与装备已经高度一体化。若只关注实体态和人格态的战斗力而忽视了军队的编制与编成，就犯了“见木不见林”的大忌。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这一历史性命题，要求必须适应战争形态加速演变的新趋势，牢牢把握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这个指向，推进武器装备、军事人才、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的全面协调发展，促成科技发展成果向战斗力的最大转移。
（《中国国防报》2016年02月25日 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