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给番薯的歌
作者：吴永川
文章摘自吴永川编著的《榕叶集》
一次宴席上，端到面前彩绘描金的餐盘里，是一个很考究的银色锡箔纸小四方包。剥开微微发烫的锡箔，竟是一小块精心烤制的红薯。我心一动，番薯，什么时候你身价陡增，登上这华贵的宝座？
筷子夹着红薯，我的心却展翅飞过千山万岭。我仿佛又看到那铺满故乡大地绿油油的番薯园，仿佛又见到母亲戴着尖顶斗笠，汗水湿透衣衫后背，在番薯地里耕作的姿影。她在番薯地里劳作几十年，是她和番薯一起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
传说番薯原产南美洲，明朝辗转传到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所以，老家闽南，称红薯为番薯。它是家乡种植最多的一种植物，不需太肥沃的土地，不需太多的水，培育简便，产量又高。村子里除了不多的一些水田栽水稻，旱地、山坡种的尽是番薯。村里人常说：“番薯非常贱，一点也不娇贵，好种好活。”
开春，母亲借来耕牛和犁，把家里那几块瘠薄的沙地犁成一垄垄的。买来薯苗，间隔均匀地插进垄里。没过几日，番薯苗生根发了新嫩叶。一条条番薯苗像藤一样，贴着地面四处蔓延。给番薯施肥，得把薯藤翻到垄的一边。施肥后再翻回来。母亲常让我们帮她“翻藤”。母亲翻得快，碧绿的条条薯藤在她胸前飞舞似的。不用多久，密密匝匝、幽幽绿绿的番薯叶，盖得见不到一点泥土。没有蔬菜吃，有时就去摘些番薯叶，炒熟后有股野菜的清香。夏季，是番薯茂生的季节，从村后清源山脚到村前，碧绿的、漫漫无边的蕃薯地一直铺张开去。除了小河和几口池塘，一片碧绿。大地充溢着生机，让人心醉。清晨，迎着金黄的阳光，露珠在碧玉般的番薯叶上闪亮，放眼望去胜过五彩锦缎。那时节，你躺进两垄番薯之间的番薯沟，浓密的绿叶可以把你遮盖得严严实实。解放前夕，村里的小学校是地下党的一个活动中心。那天，城里国民党军队来搜查。一位地下党员的小学老师得到风声，飞快钻进学校前的番薯沟，快速匍匐前进，安全转移到邻近村里去。家乡的番薯园，像北方的青纱帐，对革命还有过贡献呢！
番薯的块根不动声色地在泥土里生长，从不露脸张扬，不像石榴，开花结果都很扎眼。秋天，母亲翻开密密匝匝的薯藤，见根部泥土有裂缝，便晓得地下已有成熟的番薯。这时，母亲挎着小竹篮，用铁制“番薯铲”轻轻拨开泥土，摘下硕大的番薯，然后再把土盖好。还未成熟的番薯，继续在地里长大。最早挖出的番薯，家里是舍不得吃的。挑着卖给城里人尝鲜，能卖上好价钱，只有到了番薯大量成熟，我们才开始吃上新鲜的番薯。深秋初冬，番薯叶一天天枯黄，土里的番薯不再长大了。母亲领着我们拔掉所有的番薯藤。薯藤有的切碎熬熟作饲料喂猪，有的晒干作燃料。听小妹讲，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稻谷、番薯都歉收，母亲和她连枯干的薯叶都拿来充饥。
在拔去薯藤的地里，母亲用借来的耕牛和犁，犁开一条条番薯垄。成熟的番薯，随着犁铧从土里跃出来，左蹦右跳。 我们跟随在犁后，手脚不停地把番薯捡到竹篮里。收获的喜悦，让人心头发颤。家里那只小白狗，也摇着尾巴，跟在耕牛屁股后奔来跑去。那些日子，房前屋后满眼的番薯，屋里墙边地下堆的尽是番薯。番薯的品种也多，有红皮红心，有紫皮白心, 有白皮白心……母亲让我们按照品种、大小，分门别类堆放。番薯容易霉烂，一年主食又靠它，村里人全忙着在加工番薯干。母亲白天地里忙活，只有到了夜晚，点上煤油灯，用刀把番薯切成片切成条，或用钉在木椅上的刨刀刨成片刨成条。油灯火太小，一次母亲不小心，让刨刀擦伤手指，血流如注。唯恐番薯烂掉，她拿香灰止血，用破布包扎, 又继续刨开了。那期间，家家屋顶上、晒谷场上，晒的是清一色的番薯干。在村口，就能望见座座屋顶一片银白，就像北方冬天的积雪。进入村里，简直是番薯的海洋。番薯晒得干透，装进陶缸里、木桶里、麻袋里，就是储备粮了。有一种番薯，可以生着贮藏过冬，蒸熟后又格外甜软，不过，产量不太高。许多农家每年都在收打稻谷的大木桶里贮藏这种红薯，桶的周围撒上石灰，防潮防鼠。在春节贴春联时，大木桶上贴着艳红的“五谷丰登”。经过包装的番薯，简直被奉为尊贵宾客。此时此景，让人感到番薯似乎有了自己的地位。
从初秋番薯下地以后，家里一日三餐“番薯糊”。配糊吃的，也千篇一律，是母亲腌制的咸菜和酱瓜。每日，天微微亮，全家人还在睡梦中，灶间（厨房）里就传来“嘶啦、嘶啦”的响声。母亲早早起来“磨糊”了。她用铁钉打满眼的铁皮，把番薯磨得细细的，像浆糊一般。为了拿到番薯的淀粉，在一个大陶缸上，隔着竹编的篓和抹布，用水一遍遍地淘洗番薯糊。缸里的水沉淀半天，倒去上面的水，缸底就积下厚厚一层白花花的番薯粉。这是番薯的精华，家里却是舍不得吃，晒干后卖到城里去，好买油盐、布料。城里人用它做粉丝、粉条。那都是高级食物，家里难得一见。
经过滤去部分淀粉的番薯渣，倒进大鼎（大锅）里，掺水煮熟后，便是一家的三顿饭。有时，年景好，稻子丰收，番薯糊里添进少得可怜的白米。白米粒在大鼎里，寥若晨星。母亲的娘家惠安，水田少，大米更少见。那里有句形容的话，叫“惠安鸡——见米会反弹”。可见母亲从小生活的凄苦。我们兄弟姐妹哪个生了病，母亲用小纱布袋装点大米，扎好放进“番薯糊”里一起煮熟。解开布袋倒出一碗白米饭，就是特殊的“病号饭”。一大鼎番薯糊吃三顿，恐怕发馊，中午在灶里添几把火加热。有时，番薯糊发馊发酸，母亲仍不舍得喂猪，自己喝上两大碗，而给我们重新做番薯稀饭。我进城上中学，午餐自带大米，学校卖给每人一个陶罐，绑上写着各人姓名的竹牌，校工帮助添水蒸熟。我们这些农家子弟的饭罐里，都不会是净白米饭，总要塞进一两块番薯。家里过节日时，难得煮顿米饭，也要掺进许多生的或干的番薯丝。一日三顿，没有哪顿缺得了番薯。生番薯吃光了，便开始吃储藏的番薯干。一年四季，没有哪天离得开番薯。这种生活实在单调，也许是为了安慰我们，母亲常说：“吃鱼会腻，吃肉会腻，吃番薯不会腻。”有的人家地多，还用番薯酿酒。可是，喝酒的人都轻蔑地叫它“番薯酒”。不知是酒劲不足，或者不如米酒价钱高，或是就因为它是番薯酿造的？
上中学后，看书当中，常见诗人歌吟稻海、麦浪，番薯却得不到他们的青睐。相反，番薯常常招来人们的白眼。闽南人普通话说不好，方言味浓，被人嘲笑为“一口番薯腔”。村里人揶揄谁干活笨，挖苦哪个人傻瓜，一句话：“番薯料！”母亲感叹自己命苦，常说：“咱命歹，谁叫咱生的番薯命！”父母告诫我们要认真读书，说的也是：“不好好读书，没什么出息，就是一辈子番薯命！”那时候，对番薯，家乡人就是这般既离不开它，又无可奈何地抱怨它。
离家多年，我仍无法忘情于故乡的番薯，就像母亲说的：“番薯几日不吃就叫人‘思’。”随着时间的流逝，年岁的增长，我不时在心里为番薯的地位抱不平。番薯，要求人们的那样少，而它从根藤到叶，全身都奉献给了人们。可是，对它却那么轻视，实在太不公平了。番薯，的确是“贱”，那是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它的确不稀罕，随处可见，要不怎能养活那么多穷苦人的生命。难道因为产量高数量多，就可以淹没它的价值，就该落得这么低的待遇？我常常想，真应该为番薯唱一支颂歌。
难忘啊，故乡的番薯，养育我成人的番薯！
（2001年10月30日）
文章摘自吴永川编著的《榕叶集》
作者简介
吴永川，1939年7月生于福建省泉州市清源山下花园头村，就读环山小学、西隅中学、泉州一中。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1962年至1999年在解放军报社工作，历任编辑、副社长、副处长、总编室主任。曾任首届全军新闻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1990年至1999年历任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政治委员。教授，少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