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回到北京，我详细地给岳父讲述访俄见闻。得知我们未能观看红旗歌舞团的演出，他脸上流露出一种遗憾甚至有些失望的神色，而当我告诉他，我去墓地看望了亚历山大罗夫父子，还有一些红旗歌舞团的艺术家来观看我们的演出，其中有两位在1952年来过中国的老艺术家专门创作了一首歌颂中俄友谊的新歌时，老人精神头儿一下子就亢奋起来。曾经才华横溢的岳父已经丢失了绝大部分语言，即使说话也常有逻辑错误，但他却表现出一种罕见的愉快，我猜想，他内心深处在寻找红旗歌舞团首次访华的记忆。
那是1953年1月8日，刚刚过了小寒节气的第3天。冰城哈尔滨，真正滴水成冰的时节，但整座城市又沸腾着炽热的情绪。因为在这一天，红旗歌舞团要为他们的首次访华作最后的演出，哈市各界群众都不愿错过这个宝贵的机会。无奈剧场的容纳有限，经与俄方协商，决定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加演一场，下午的时间早就安排红旗歌舞团观看哈市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东北地域特色的文艺演出，也是表达中国艺术家们向俄罗斯同行们答谢和道别的深情厚谊。在演出结束后，岳父又陪同红旗歌舞团合唱队队长康·维诺格拉托夫中校、舞蹈组组长彼·维尔斯基中校与当地的中国艺术家们座谈，实际是请两位曾获得俄罗斯功勋艺术家称号和斯大林文艺奖金的大师给我们地方文艺团体的业务骨干作辅导。
据岳父讲述，红旗歌舞团一路走来，除了每到一地的演出，还先后观摩了豫剧《新花木兰》、歌剧《白毛女》、沪剧《罗汉钱》、潮州戏《凤仪亭》等各具特色的传统戏和现代戏，每看一部戏，俄罗斯的艺术家们都要参加类似的座谈会，从艺术上对我们演出的剧目、节目进行细致的分析和客观的评论。在北京，总政专门举行了全军专业文艺工作者大会，请鲍里斯·亚历山大罗夫团长就红旗歌舞团的光荣历史和创新发展作了专题报告。维诺格拉托夫和维尔斯基受团长委托，还与我军全程伴随学习队辅导谈话十多次，与我军艺术家座谈了七八次，主要是介绍红旗歌舞团的演出和创作经验，而关于军旅歌舞的民族风格问题、创作中的人民性问题、创造艺术形象的问题，则是每次座谈涉及最多也是最主要的话题。维诺格拉托夫专门就歌曲创作、合唱艺术、指挥乐队的训练、演奏，以及对他们演出的节目进行具体分析和辅导。维尔斯基给中国军队的舞蹈同行介绍《马刀舞》《俄罗斯舞》的创作方法，回答了许多有关舞蹈编导的问题。岳父告诉我，他亲眼目睹当时两军艺术家结成帮学对子的感人场景，尤其是“洋老师”充满了热情而且是一丝不苟、不知疲倦、毫无保留地帮助中国学生，给他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当晚8点，在东北农学院华丽剧场拉开了红旗歌舞团首次访华最后一场演出的大幕。岳父早早地就在楼上找了一个位子坐好，安静地观看这场告别演出。从开始到结束，演出的高潮此起彼伏，观众的喝彩始终热烈不断，每一个节目最少返场一次，而小合唱《回声》竟返场四次之多。岳父清楚地记得，当时剧场里安静极了，好像每个观众强烈地感受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愉悦和乐趣，当歌声停止时，剧场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这让红旗歌舞团的老团长亚历山大罗夫激动不已，他坦率而又不无幽默地告诉中国观众，据说1938年，在巴黎演出这个曲目时连续唱了3遍，也许我的学问和精力不够，还没有听说哪一个国家，在同一个舞台上同一个节目连续表演四次。老团长的话音尚未落地，剧场里又响起了更为猛烈的掌声。在这天寒地冻的北国冰城，当晚气温降至摄氏零下30多度，但人们的感情都像隆冬里的烈火一样炽热。
次日上午，岳父陪同红旗歌舞团的艺术家们登上北去的列车。欢送的人群一直从下榻处排到火车站。在严寒中，万头攒动，红旗飘扬，口号声此起彼伏，似乎寒冷对人们丝毫没有影响。
1月10日，红旗歌舞团结束在中国的访问回国。岳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载着客人和主人的两列专车，驶抵我国边境城市满洲里。隆冬的原野，冰天雪地，一片白花花，严寒的空气，纯净而温馨。在餐车上举行了送别宴会。下午5时，分别的时刻到了，车站的大厅里，两国的同志们一再长时间地拥抱。先是苏联女同志发出嘤嘤的泣声，随后，男同志也都哭起来，一位上了年纪的男演员，竟像孩子似的，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哭得十分伤心。对面奥得堡开来的机车，汽笛发出尖厉的鸣叫声。人们又一次长时间地拥抱，然后擦着眼泪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