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粮食补给证
吃大户，谋口腹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转移至井冈山，由当地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接济了五百担稻谷，上千名起义官兵得以稳住阵脚，在湘赣边界开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次年4月28日，朱德、陈毅又率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会合，组建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红军第四军。大量兵员集中在“人口不足两千，产粮不足万担”的弹丸之地，在国民党严酷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下，粮食供求矛盾日趋尖锐。
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前委临机应变，组织、引导宁冈、永新等地农民开展生产自救，取得了好收成。朱德、毛泽东亲自带队下山挑粮，经过一个多月长途跋涉、往返穿梭，为井冈山根据地储备了30多万斤粮食。红四军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任“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以弱击强连续粉碎了国民党三次军事“进剿”，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扩大。
1929年1月14日，打破国民党的重重围困，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跳出井冈山，转战幅员广袤、物产富饶的赣南、闽西。风味万千、营养全面的客家传统饮食，养育壮大了革命力量和红色政权，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在为期13天的会议期间，600多名来自国内外的代表，尽情分享了“红都国宴”的美味和中共取得局部执政地位的喜悦。
但随着工农武装迅猛扩充、各级党政机关相继设立，脱产的公务人员不断增多，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再加上干旱、水涝等自然灾害频发，造成粮食连年歉收，奸商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而国民党的“困死”“饿死”手段越来越卑鄙，对苏区物资一律实行禁运，种种手段加剧了粮荒饥馑。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苏维埃政府紧紧围绕和服从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始终把发展农业生产置于各项经济建设的首位，放手发动群众开荒垦田、开渠治水，大办互助合作组织，大兴劳动竞赛运动。仅1933年一年，中央苏区消灭荒田，新开荒田可产粮26万担。到1934年，修复水利工程万余处，新修水利工程千余处。农村基层普遍建立了劳动互助组、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中青年农村妇女解开裹脚布下水田，唱起了农业生产的主角。
与此同时，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专门的粮食管理、经营机构，积极开展粮食购、存、调、销业务，调剂余缺，打击奸商；平抑粮价，稳定市场。到1933年9月，苏区全境设有公营粮食调剂总局1个，省局5个，县区分、支局60个。到1934年2月，中央苏区由群众集资创办粮食合作社1071个，拥有社员243904人，股金242097元。为了确保苏区军民用粮安全，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12月通令各地，要求有计划地限制粮食出口，禁止主粮改作副食用途。
正因各项工作到位、措施得力，苏区农业在大灾、战乱之年依然逆势飘红，1933年，中央苏区农产增长15％，闽浙赣苏区更是高达20％。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自豪地宣称:“现在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一年中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吃糠秕，现在则一般不但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有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
后勤保障也是战斗力，在第四次反“围剿”接近尾声时，红一军团某炮兵营20名战士不费一枪一弹，活捉了500名缺粮断炊的国民党军；一个红军炊事员凭着一把锅铲，竟降服了一连全副武装的饿兵，这场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央苏区进入了全盛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