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艺术与“气墨灵象”
■吕国英
谈文学、论艺术，说军事文艺创作，我们均难以回避当下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涉及多个层面，既来自创作主体，也来自创作环境，还来自创作呈现。
从创作主体上言，有多种表现，有的作家、艺术家，在市场的裹挟与驱动之下，放弃艺术理想，回避艺术担当，从纯艺术阵地上转身离场；有的浸淫于世俗化、庸俗化、低俗化与媚俗化创作，认同并迎合娱乐化之感官消费逻辑；有的闭门于个人书斋，拘囿于“闺房”趣味，热衷于象牙塔内冥思苦想、胡编乱造；也有的一味抄袭、仿制，以至拟象复制、“流水”作业；还有的搞“波普”、乐“艳俗”、玩“世俗”，津津乐道于叛逆、颠覆、“还原”“归真”等，进入所谓“无约束”“无底线”之创作；更有的投机取巧、沽名钓誉、胡涂乱抹、粗制滥造，甚至不择手段、见利忘义，而愚弄读者（受众），龌龊公视。
从创作环境上论，主要存在三个层面的影响，一则是声色犬马、炫富竞奢的特别诱惑，与孤灯伴清影、青丝熬白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创作心态，形成天壤之别的强烈反差；二则劣币驱逐良币、丑陋恶俗者大行其道的严重冲击，与“板凳要坐十年冷”“语不惊人死不休”“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艺术精神，存在很强杀伤力的严重误导；三则个别投机取巧、疯狂敛财、不择手段且逍遥自在的严重负能量纷扰，与“文艺要塑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自己”“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的艺术理想，有着无法平衡、难以同日而语的巨大反作用。
从作品呈现上看，存在着诸多流弊与多种负面现象，比如，“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又比如，有的“拿来主义”，拷贝拼接、改头换面，将古今中外大师、名家作品数字化处理、商业化制作；还比如，有的“虚名”招摇、“光环”过市，作品版本花样尽出，题材内容却千篇一律、万人一面，污染视觉审美，祸害社会精神生活。
上述列举现象，自然引出如下问题：为什么一些优秀的纯文学作家，在市场的裹挟、诱惑、纷扰与驱动之下，会放弃艺术理想、回避艺术担当？为什么有的严肃作家、艺术家，在社会转型、多元思潮面前，宁愿转身离场，乐此不疲地浸淫于世俗化、庸俗化、低俗化，乃至于媚俗化创作，认同并迎合单纯感官性娱乐？为什么有的作家、艺术家，无视波澜壮阔的社会改革、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却习惯并自恋式地仄于个人书斋，以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唯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为什么有的艺术家，丢弃对艺术精神最初的神圣与敬畏，无视艺术创作最基本的规则、要求？置身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时代”，为什么没有产生引领性的伟大作品，也没有产生与时代相称的大作品，甚至同步于时代进程的优秀作品，也少之又少？
就创作思想、理念而言，新世纪初出现的上述问题或现象，有以低俗、娱乐为主要趣味的“傻乐主义”为“依据”；有以塑造底层小人物、书写苦难为旨归、缺乏人文关怀的“底层叙事”“零度叙事”为“引领”；以个人记忆、历史虚无的“伪现实主义”与“伪新历史主义”为“指导”，以及有自诩或被冠以“垃圾诗派”“下半身写作”“先锋”“新潮”“幻觉现实主义”“新写实绘画”“新表现绘画”“中国当代艺术”“拟象绘画”为“立论”。仔细观察与分析这“观念”、那“主义”，均与自然主义观念更接近，遵循这种观念的创作，其思想深度与批判精神几近虚空，审美与艺术境界也基本处于最低层级。
检视新世纪以来，被解构、被异化，甚至出现“迷失”的文艺，市场之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艺术家的浮躁情绪与趋同状态，又加剧了文艺的这种“迷失”，以此负能量循环与反向影响，使得被颠覆了的文学精神、艺术理想，时至今日仍在被热切地呼唤、期盼，并处在异常艰难的修复、培塑中。
当然，市场的裹挟与驱动，仅属文艺创作之“乱象”的外部诱因，艺术家的心性浮躁，才为文艺“迷失”的根本原因所在，而究其核心要害，是作家、艺术家的低层级的审美境界。
依审美与艺术境界论，作品的艺术境界越高，作品就越优秀，也越可能成就伟大作品。作品的艺术境界，取决于作家、艺术家的审美境界；艺术家的审美境界层级越高，所创作品的艺术境界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何为境界？何为审美境界？审美境界与艺术境界，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