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兴则国昌兵强，尚武精神弱则国衰兵废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的《大风歌》，颇能体现古老中华传统文化的尚武倾向。
春秋战国时代，“国之大事，在祀在戎”。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强悍好战，民风强悍。“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是人人必修之课。
《诗经·秦风·无衣》之“注”云：“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言：“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淮南子·主术训》篇也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
纵览中华民族发展史，尚武精神兴，则民富兵强，国运昌盛；尚武精神衰，则民弱兵废，国运颓萎。汉唐时期文武并重，创下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盛世。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汉书·陈汤传》载，西汉晚期，甘延寿、陈汤经营西域，骁勇无前，克敌立功，留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语。
遗憾的是，自汉唐以降，中国的尚武精神日趋没落。皇权专制的演进和道统理学的泛滥，将国人基因中很多雄浑、强悍、不屈的因素给压抑和淹没了。尤其是经过元、清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在一个豺狼横行的世界，我们这个民族变成了一群委靡颓废、任人宰割的绵羊。
反观日本自古也是尚武的民族，并一直认为与中国是“同文同种”，其武士道精神的“忠”来自儒家，“轻生死”则来自佛家。习武强身、以武求功名是日本国民的传统观念，也是封建社会中出人头地的一个重要阶梯，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近代。
明治维新之后，代表资产阶级的贵族、武士成为日本统治者，他们在发展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也进一步接受了西方列强奉行的弱肉强食理论。严格而残酷的军事训练特别是远洋航行训练，养成了日本军人敢于冒险的进攻心理和良好的战场适应能力。在整个甲午海战中，日本舰队一直在积极主动地进攻，采取突袭、夜袭等战法对付北洋水师，表现出敢打必胜、拼死一搏的战斗精神和作风。
在日流亡期间，梁启超对日本人的尚武精神曾有切实深刻的感受：“兵卒入营出营之时，亲友宗族相与迎送之，以为光宠者也”“其本人服兵役，昂然行于道，标则先后之，亲友宗族从之者数十人。其为荣耀，则虽我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
与之相反，清军“新募之兵，其拔队起行之时，至有涕泣不愿去者”。保定清军向大沽开拔抵御日兵，“有些家长走到营门口，拉着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呜咽不已，奇哭怪嚎，声震云霄，只是不肯罢休”。
鸦片战争后到中国的外国人，有一共同的观感：“奄奄如病夫，懦懦如弱女——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在甲午战场上，各路清军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将军到兵勇普遍胆小怯战，炮声一响，官兵惊惶失措，皆如惊弓之鸟，战之魂飞胆散，退之蜂拥而去，甚至发展到集体逃逸、投降。
只有邓世昌等在甲午海战中的英勇行为，多少为中国人挽回一点颜面。以致后来在侵华战争时，日军占领广州奉命不许进入邓世昌祠，因为他们最瞧不起的是懦夫，最敬佩的是英雄——邓世昌是“军神”，不可亵渎。
古今中外史实充分证明，尚武文化和尚武精神也是一种强大的“软实力”。一个社会要发展，不可没有雄风锐气；一支军队要打胜仗，不能没有铁胆侠骨。好比一个人的脊梁，如果缺少尚武精神的“硬度”，这个国家和民族肯定是立而不起、走而不远的。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素以作战骁勇、以气克钢、以劣胜优而著称于世。这种富于战斗精神的尚武雄风，曾令多少强敌胆战心惊！几乎在同一片土地上，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官兵所表现出的勇猛善战，正是毛泽东称颂的“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豪迈气魄的生动体现。
尚武精神具有穿越时空、与时俱进的时代价值和永恒魅力。甲午的硝烟虽已消散，但战争的阴影并未远去。在“丛林法则”、强权政治依然大行其道的今天，中国人脊梁的“硬度”再度面临冲击与挑战。中华尚武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对全民族、全社会的价值观念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和平岁月的消磨、灯红酒绿的浮华，容易使人们尚武精神淡化、意志委靡，而唯有时刻保持自强不息的尚武精神，才能在承平日久中不颓唐懈怠，擦亮令敌胆寒的精神锋刃。
在文化强国、文化强军建设中，我们既要褒扬中华传统武德“以德服人”“兼爱非攻”“和合包容”等价值理念，又要大力彰显不屈不挠、坚不可摧、勇猛无前的尚武精神。什么时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头都硬了、都铮铮作响了，什么时候国外敌对势力才不敢小视、不敢欺侮我们，也才能真正实现强国梦强军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