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日关系及其矛盾运动
□李银祥 左鹏飞
放眼世界，在所有国家的双边关系中，中日关系可以称得上是极为独特。双方有过漫长的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友好历史，中国的农耕文明成为日本现代文化的重要“根”和“源”，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特别是隋唐时期，堪称中日友好往来的黄金岁月，为后世树立了良好典范。同时，又有另外一面，近代以来日本的侵略给中国造成巨大伤害，进而引发严重的民族矛盾，加之战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反复，导致双方关系持续紧张。在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中日关系出现过多次重大结构性调整，尤其是在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时，这种调整更为明显。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循迹历史脉络，研究和梳理中日关系这对矛盾体主次方面转换的矛盾运动，找寻历史规律，清晰地预见历史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泱泱大国与蕞尔小邦
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关系的矛盾体中，中国始终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长期主导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国在东亚的超然地位，也决定了中日关系在中国整个对外关系中并不处于主要地位。
中日两国有记载的外交活动始于东汉时期，当时日本还被称为倭国（正式改名为日本是在公元670年），实际上还是一个割据分裂、尚未统一的岛国。公元57年，倭国使者来中国觐见时，光武帝刘秀“赐以印绶”，亲赐一枚书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每年接受其朝贡。
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倭国、倭王不断派出使臣到中国朝贡，请求册封。倭五王时代，倭国再度主动要求中国南朝宋文帝册封其为倭国王。到了4世纪，大和政权统一日本后，继续不断派遣使节向中国朝贡，并陆续从中国引进文字、制度、工艺、技术等。从公元413年到公元502年，日本先后13次派出使节到中国，要求给予册封。这一时期，中国国力曾一度衰弱，甚至还面临被北方游牧胡人灭国的危险，即使是这样，中国对日本仍然具有绝对的实力优势，在中日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当时，日本国内统治者不仅希望得到中国的册封认可，以体现其统治者地位的权威性，而且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时候，争取中国的认可与支持，也是其首要的外交目标。公元438年，刚刚执政的倭王珍派遣使节到中国，觐见南朝宋文帝刘义隆，除了请求封自己为倭王之外，还希望中国皇帝赋予自己管辖朝鲜半岛南部5个小国的权力。尽管日本仅凭借自身力量就可以实现对朝鲜半岛的统治，但为了谋求合法性，不得不想方设法获得中国的认可，要知道这是当时东亚的唯一“国际准则”。
日本对中国的这种臣服心态，呈现出了一边倒的依附关系，这也是长期以来双方能够相安无事的最主要原因。当然，日本也并非心甘于此，只是双方实力差距明显，实在无力挑战中国，一旦出现时机，日本也会做出战略试探。
公元607年7月3日，日本派使者来到隋朝首都长安，向隋炀帝杨广递交国书，开篇便是：“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这封国书被认为是日本第一次表现了要和中国展开平等外交，力图克服“倭五王”时代接受中国册封的姿态。然而，隋炀帝的回复更为霸气：“皇帝告倭王……”等于向日本发出警告。其后，历代王朝依靠强大的实力，将隋帝国的强硬意志延续到了千年之后。
当然，每当日本野心膨胀且又不能正确地自我约束，试图挑战中国的威严时，冲突甚至战争往往就会发生。白江口一战，唐军大破日军，尽歼其主力。此后，日本不敢轻易挑衅。公元669年，日本再度向中国表明臣服之心。
直到元朝时期，这一情况开始有所变化。公元1274年和公元1281年，忽必烈两度远攻日本，均因不明海况，遭遇大风而铩羽而归，日本对中国的敬畏之心也大为弱化，并开始蠢蠢欲动，伺机挑战中国的王者地位，倭寇时代拉开序幕。从历史长河中看，倭乱300年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只是略有影响，其骚扰、侵犯的地区多集中在东南沿海一线，内陆少有波及。应该说，之所以日本不敢将入侵的触角伸得更远，还是忌惮当时中国的强大实力。可惜，中国自明宣宗以来的禁海政策，大大约束了海洋方向的力量发展与存在，给了日本以海洋为通道兴风作浪的机会。
与日本羽翼渐丰并频频做出战略性试探相对应的，是中国几代王朝的闭关锁国和对周边藩属国控制力的日渐消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