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战略地位的历史观察
■倪海宁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可以更好地透过表象，认知澳大利亚的战略传统和实质。
很久以来，澳都充当了大英帝国的“流放地”，类似中国古代的五岭之南或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然而，独特而优越的地缘条件，赋予澳极大的发展潜力。与“南北无强邻、东西皆大洋”的美国类似，澳堪称一个“巨型岛国”：独占一块空间广阔的大陆，且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节点。堪称丰厚的矿产资源（至少70余种，多种矿产出口量全球第一），则使其成长为南半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全球重要经济体。
历史也曾毫不吝啬地多次赐予澳机遇，助推其战略地位的提升。进入20世纪，大英帝国的没落，使澳实现了由殖民地到自治领再到独立国家的“和平转变”。从一战到二战再到冷战的持久冲突，则为澳周边释放出大片力量真空，等待其去填补：两次大战相继剥夺了德、日逐鹿太平洋的资格；上世纪70年代，随着苏联海军进入印度洋和南海，陷入越战泥淖的美国也极力推动澳在远东和印度洋上发挥更大作用。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英国逐步退出的、属于其“帝国末梢”的“远东”，却是自己祸福与共的“近北”。面对不断涌现的“战略窗口期”，澳大利亚处处留心争取自身的利益，在西（印度洋）、北（亚太）两个方向不断前推其战略纵深。一战后，澳大利亚获得了对赤道以南一些原德占岛屿的管辖权。二战时，澳又与收缩到马六甲以东的英国拉开距离，“改换门庭”充当美国反击日本的重要基地与得力盟友，借美国之手确立了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优势。冷战中，为便于西进和北上，澳又力求将新西兰和新加坡整合进其主导下的地区防务体系，并坚定支持东帝汶独立运动，借此削弱印尼的影响。
因此，从“后二战”到“后冷战”时代，在原英国殖民地中，澳的国家战略定位非常类似于印度，即努力“成为地区性力量中心”，而非单纯地给某强国做随从跟班。
然而，人口规模这一战略短板严重制约了澳扩张势力范围的成就。澳虽有769.2万平方公里土地，但冷战爆发时仅有750万人。痛感人口数量对综合国力特别是制造业和军力制约的澳大利亚，开始调整排斥有色人种的“白澳政策”，转趋积极开放地“以移民增人口”，保持了较高的人口增长率，目前其人口已达2355万。同时，澳又仿效移民国家“样板”美国，“以战争聚人心”，卷入了上世纪以来的几乎所有主要军事冲突，其主要国家节日也都是对军事行动的纪念，从而有效塑造了国家认同。而澳“屈尊”充任美国亚太战略“南锚”，实为远交近攻、弥补“人地失衡”缺陷的权宜之计。
步入21世纪后，澳初步补上了人口这一“短板”，但其国内一些人又囿于乃至误读了历史教训。随着中国成为澳最大贸易伙伴，二战前澳“安全靠英国、经贸靠日本”、二战中日军却一路直逼澳洲的阴影，又浮现在一些官员和学者的脑海里。这些人完全无视中日在战略传统和海陆属性方面的迥异，将中国错看成了需多加提防的“巨型日本”，以致制约了拿捏澳美同盟和澳日、澳中关系的弹性。对这些人来说，不妨好好想想俄罗斯那句谚语：“遗忘历史，丧失一只眼睛；沉溺于历史，丢失双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