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死在了革命的路途上
我说两个例子。先说早年写下《跟着常兄赴疆场》的我堂叔贺锦斋，原名贺文秀。他的父亲与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一奶同胞，一个在故乡洪家关做裁缝，一个做教师，家里都穷。在那个“黑夜茫茫风雨狂”的年代，父亲穷，儿子自然也穷，因此我父亲在1916年揭竿而起，踏上了死不回头的革命道路。比我父亲多读了几年书的贺锦斋，景仰堂兄敢作敢为，1919年毅然决然加入了我父亲的队伍。他开始给我父亲当卫士，逐渐升为营长、团长，和我父亲在战争中堂兄堂弟，肝胆相照；到南昌起义时，已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成了我父亲的左膀右臂。
在起义战斗中，根据我父亲下达的命令，他率领有众多桑植子弟任各级军官的第一师，向敌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发起进攻。用一个师对付一路军，那真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他们打得最艰难，最顽强，也最残酷。昼夜激战四小时，终于歼敌一部，迫使余部投降。起义军南下潮汕途中，第一师又参加了瑞金和会昌战斗，同样战绩辉煌。南昌起义军被打散后，为了找党，他追随我父亲也到了上海。父亲说秀弟，党我找到了，你先回湘西去，把部队打散后回到老家的官兵收拢起来，我随后就到。年关临近时，我父亲和周逸群回到荆江地区，监利与贺锦斋在短短几个月里组织的游击队会合了。十几天后发生的“年关暴动”，之所以震动三湘，就因为有他这支部队密切配合。
1928年上半年，我父亲收编地方武装3000多人，正式成立湘鄂边工农革命军，即后来的红四军，自己任军长，第一师师长的重任再次落在贺锦斋肩上。8月下旬，父亲率部抵达石门，频频扫荡团防武装和税务机关，所向披靡，声势越来越大。9月初，由于出了叛徒，红四军遭到敌十四军教导旅李云杰部和多股团防武装合围，军参谋长黄鳌壮烈牺牲。9月8日夜晚，敌收缩包围圈至石门泥沙镇。为掩护我父亲率主力部队突围，贺锦斋亲率警卫营和手枪连撕开包围圈，打退敌人潮水般的一次次进攻，直至中弹牺牲。
贺锦斋战死疆场，父亲深为悲痛，几十年都为他感到惋惜。想想吧，一个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叱咤风云的师长，如果他能活下来，活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他该在我们这支军队的什么位置上？要知道，共和国十大元帅，有包括我父亲在内的7位元帅，都是直接或间接从南昌起义的部队中走来的。其中的林彪，当时只是一个连长。
再说王炳南。当前，在桑植，他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比我父亲还大4岁的王炳南，白族，出生在桑植袁家坪，1919年与贺锦斋同年加入我父亲的队伍。在这之前，他的过人之处，是给牲畜治病，手到病除，出神入化。桑植和周围几个县的老百姓崇拜他到了什么程度？到了把他的名字写在红纸上，贴在猪圈和牛圈的门楣上，用来辟邪。1975年我重走长征路，到湖北恩施一带寻找红军的踪迹，看到一些偏僻农家依然在猪圈里贴着“王炳南在此”的红字条，每逢初一、十五都给他烧香，求他保佑六畜兴旺。按说像他这样一个民间知识分子，凭着一身医术，无论在什么年代都衣食无忧，但他也跟着我父亲走了。因为他和我父亲一样高大威猛，又性情豁达、办事严谨，不久即当连长。南昌起义的时候，他代理团长，率部坚守牛行车站，堵截北援之敌，立下了头功。最后在我父亲的部队任独立师师长和主力师参谋长。但夏曦来到湘鄂西后，大抓改组派，搞肃反扩大化。因他仗义执言，拒不诬陷自己的同志，1933年5月被非法逮捕，6月被错杀于鹤峰县麻水板栗树坪，年仅41岁。
贺锦斋和王炳南，都是桑植儿女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冲锋陷阵，英勇善战，终成我父亲的爱将。当他们战死沙场后，山河同悲，青史留名。但一支军队主要是由士兵组成的，这便决定了更多的人默默无闻。在桑植，那么多人跟着我父亲走，经历了那么频繁、那么惨烈的战斗，大部分人倒下了。这些人有的在烈士名录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有的连名字也没有，成了石沉大海的人。尤其1935年7月在甘孜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的红二、六军团，为掩护中央红军，晚一年从桑植刘家坪长征，过草地的时候，连草都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饿死或因无力求生而陷进沼泽地里的人，谁记得他们？解放后军队评衔授勋，江西兴国、湖北红安等成了著名的将军县，桑植原本最有理由成为将军县，但除了我父亲被授予共和国元帅，被授予将军衔的，竟凤毛麟角、寥若晨星。到这时，故乡的人才惊愕地发现，桑植被我父亲带走那么多人，但被他带到共和国灿烂星空下的，屈指可数。换句话说，跟随父亲打天下的桑植儿女，绝大多数死在了革命的路途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