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同复杂的国际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日等国发展很快，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又尖锐起来。为了适应对外扩张和争夺霸权的需要，德、意、日奉行法西斯主义和疯狂的扩军备战政策，不惜通过战争手段改变世界格局，企图建立由它们主宰的世界新秩序，因而成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德国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随后也加入这个协定。这个协定的主要矛头针对苏联，同时也是对英、法、美等国的示威。它的签订，表明东西方三个法西斯国家以反苏反共为纽带，在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方面达成默契，结成了威胁整个世界和平的侵略集团。日本一方面利用反苏反共的口号，另一方面对英、美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企图排斥英、美在中国的势力，并进一步把英、美、法、荷等国支配下的东南亚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英、美等国虽然同日本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仍企求妥协。因为它们更为关注的是德、意引起的欧洲紧张局势或本国的问题。它们害怕日本配合德、意在东方对它们实行攻击，同时也敌视社会主义苏联，害怕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兴起会危及自己的殖民利益，因而不但不制止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反而对日本实行绥靖怂恿政策，甚至阴谋以牺牲中国的部分领土为代价来缓和同日本之间的矛盾，还指望把日本军国主义这股祸水引向苏联。苏联政府虽然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日，但因为担心日本和德国东西两面夹攻而不愿意过早地卷入与日本的直接冲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做了充分准备的。进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后，日本右翼势力连续策动兵变和政变，导致日本内阁更迭频繁，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政变上台的广田内阁，进一步实现军部法西斯势力对政府的控制，并加紧进行以征服中国和称霸亚洲为主要目标的扩军备战，推进国民经济军事化进程，加快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步伐。１９３６年４月，经天皇批准，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扩大编制，兵力增加近三倍，形成一个有５７００多人、多兵种的军事集团。９月，日军强占北平西南门户丰台，严重威胁当地中国驻军，加剧了华北的紧张局势。同时，日本军部制定了１９３７年度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在华北，拟用八个师团占领北平、天津为中心的华北五省；在华中，拟用五个师团，一部进攻上海，一部从杭州湾登陆，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在华南，拟用一个师团占领广州地区。同时以海军控制中国沿海及长江水域，协助陆军占领各战略要地。按此计划，日军准备用于侵华战争的兵力，由１９３６年的９个师团增加到１４个。
为了保证这一侵略计划的顺利执行，日本１９３７年度的国家预算支出比上年度增加３０％，总数达３０．４亿日元，其中军费预算占整个预算的将近一半。维持这样巨大支出的主要手段是大量发行公债和增加税收，这就造成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加上１９３７年开始的新一轮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的所谓准战时经济体制面临困境。日本人民深受扩军备战所带来的痛苦，对受军部操纵的政府表示不满。这种不满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有反映。１９３７年１月，广田内阁因军部同政党官僚之间的矛盾激化，被迫总辞职。这时，日本统治集团感到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稳，又看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趋向合作而联合尚未牢固，英、法、美给予蒋介石政府一定的援助但态度并不甚积极，于是，便急于乘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此来缓和国内的矛盾，并扩大它在中国大陆的殖民统治，加强同英、法、美等国及苏联对抗的地位。
从１９３７年５月起，日军在北宁铁路沿线以及丰台、卢沟桥一带频繁进行实弹演习。五六月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频频开会，策划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关东军首脑人物坚持主张首先击败中国来加强对苏战备。６月初，经过几度内阁危机之后，近卫文麿受命组阁，暂时缓和了统治集团内军部、财界、政党官僚之间的矛盾，获得所谓“举国一致”的拥护。近卫上台后，继续强化战争体制。这时，在日本统治集团中“对华一击论”占据上风，以为侵华战争一旦发动，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利用国民党政府的软弱动摇，在很短的时间内即能达到降服整个中国的目的。它完全没有估计到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伟大的革命潜力。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夜，日军一部在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日方的无理要求遭到中方的拒绝。当交涉还在进行时，日军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标志着全国抗战的开始。
７月８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的人民群众和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纷纷起来支援第二十九军的抗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等抗日团体和战地的工人、农民群众，积极组织和参加募捐、救护、运输等多种战地服务，全国人民也掀起抗日救亡、支援前线的热潮，给前方将士以巨大鼓舞。７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做好开赴前线的准备。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这种形势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事变的最低限度条件，表示了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但在日本政府所谓“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解决”的烟幕影响下，中国政府仍希望能够把卢沟桥事变作为“局部事件”，通过外交途径求得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外交部和驻日大使许世英同日本进行磋商，第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同华北日军进行谈判。７月下旬，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到达中国，向北平、天津发动大规模进攻。第二十九军官兵虽英勇作战，但未能挡住日军的猛烈攻势。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在南苑战场牺牲。７月２８日夜，宋哲元等奉蒋介石命令率部从北平撤退到保定。７月２９日，北平失守。７月３０日，日军占领天津。８月初，日军以３０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华北腹地大举进攻。
上海是中国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英、美、法等国在华利益集中的地区。为了直接打击中国政府，并对西方各国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决心把战争迅速扩大到上海。日军在上海早就驻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陆战队。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决定向上海增派军舰和特别陆战队，并加强其驻淞沪的海军第三舰队。驻上海日军一再向中国军队寻衅。８月９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和一名士兵驱车闯进虹桥机场进行武装挑衅，被中国哨兵击毙。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挟中国政府撤出上海保安队和拆除防御工事，并向上海增兵。８月１１日，中国政府令京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率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等部开赴上海市区组织防御。８月１３日，日军在虹口、杨树浦一带抢占有利据点，并向中国军队进攻。这就是八一三事变。张治中率部奋起抗击，中国空军也出动参战。淞沪战役由此开始。
８月１４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日本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８月２０日，国民政府颁发战争指导方案，全国划为五个战区：第一战区为河北及山东北部地区；第二战区为山西、察哈尔、绥远；第三战区为苏南、浙江；第四战区为福建、广东；第五战区为苏北、山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