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战争铸就伟大精神。2014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了抗战精神的深刻内涵：“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精神。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民族精神的升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表现得更广泛、更强烈、更持久。这一时期，爱国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即爱国就是抗日，抗日就是爱国。一切为了抗日，抗日高于一切。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学生苗可秀投笔从戎，在对日作战中成长为威震辽南的义勇军将领。1935年，苗可秀在作战中受伤不幸被捕，英勇就义。在遗书中，苗可秀叮嘱弟弟：“凡国有可庆之事，弟当为文告我；国有可痛可耻之事，弟亦当为文告我。”“不要忘了我们要做新中国的主人，要做重整山河的圣手。”陈翰章是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第3方面军指挥，中学毕业时他发誓：“为了祖国，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生命来赶走敌人！”1940年，他在作战中被敌人包围，面对敌人“陈翰章，投降吧！给你大官做！”的喊叫，陈翰章用“死也不当亡国奴！”和复仇的子弹回答敌人，壮烈牺牲。1942年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副总指挥兼第3军军长赵尚志，在率部对敌人作战中身负重伤被俘，誓死不降。穷凶极恶的敌人割下了他的头颅运到长春庆功，把他的躯体扔进了松花江的冰窟中。赵尚志用自己的行动履行了“我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的誓言。
在民族危亡面前，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战的大旗，从民族大义出发，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共御外侮。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超越民族、阶级、党派，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为着繁衍生息的土地、为着根脉相连的祖国，广大中华儿女，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不顾一切艰难困苦，积极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当时的一篇文章写道：“目前在中国广大的地域上，正展开着抵抗暴日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数百万的将士和武装民众置身炮火，视死如归，千万的难民流离道路，无所怨咒，数万万的后方人民，忍受一切痛苦，支持抗战。”
为了祖国，“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战友，这是中国绝不会亡国的基础。”为了祖国，“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一位四川父亲给出川抗日的儿子送上“死”字旗：“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原文如此）上尽忠”。为了祖国，儿童捐出零花钱、老人献上养老金，就连乞丐也拿出自己微薄的所有。为了祖国，海外侨胞积极捐款捐物，成为中国战时经济的支撑；华侨青年纷纷回国参军参战，南侨机工战斗在滇缅公路上，华侨飞行员血洒祖国长空。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侵占台湾50年期间，台湾同胞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持续进行武装和非武装抗日，先后有数十万人捐躯。台湾抗日志士翁泽生1933年在上海被捕，后被送至台湾并被判刑13年。在狱中他拒绝日本人让他“转向”获得自由的诱惑，义正辞严地表示:“我从小在中国受教育，我将来出狱后，还要参加革命活动。”1939年，翁泽生在台北病逝，被誉为“一位有骨气的真正的爱国者”。著名抗日志士李友邦将军提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口号，1939年在浙江金华组建“台湾义勇队”及“台湾少年团”，长期转战在祖国的东南地区，用实际行动来赢得民族独立、台湾光复。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怀着最深沉的爱、拼着最大的努力、献出最宝贵的生命，只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这就是中华民族融入血脉中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伟大抗战精神的核心，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定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