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枪支弹药共有4个来源：
一是由国民党当局发放。1937年和1938年这两年间，国民党当局每年只象征性地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发子弹，1939年以后便停止弹药供应。
二是靠战场缴获。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在军备发放上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格限制，很大程度上要靠对日作战中的缴获装备自己。就像抗日歌曲中唱的那样：“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但实际情况是，与日军作战，弹药消耗很大，而缴获则较少。正如八路军129师上报中央军委的一份抗战前四年战斗缴获和损耗统计表中指出的：在枪支方面，从1937年至1940年这4年，缴获与损失的比例，依次为：3/1、8/1、5/1、1/1（强）。而在弹药方面，缴获与损失的比例，依次为：1/3、4/1、1/8、1/4。除1940年因日军“扫荡”而导致枪支缴获与损失入不敷出外，其余3年，枪支的缴获，一直大于损失；而弹药则恰恰相反，除1938年外，其余年份，弹药的缴获，远远跟不上消耗。
又如陈赓率领的太岳纵队在参加百团大战的“榆辽战役”后给八路军总部的战报所述：此役，该纵队共缴获日军步枪21支，迫击炮1门，八音手枪1支，步马枪子弹1240颗；损失步枪45支，手枪1支，驳壳枪1支，消耗步马枪弹21236颗，驳壳弹1130颗，轻机枪弹14971颗，重机枪弹6727颗，手枪弹1002颗，迫击炮弹58颗。损失的枪支，是缴获的两倍，而损失的弹药，则是缴获的30余倍。为此，直至1941年，中央军委在给各根据地的指示中，仍反复强调：“与日寇作战，弹药消耗很大，而缴获则较少，这与国内战争大不相同”。而这些数量有限的战利品，根本无法满足各部队的作战需求。
三是靠自己生产。在依靠当局发放和战场缴获远不能满足作战需求的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努力发展自己的军火工业。在八路军总部成立了领导机关军工部，从总部到各部队、各根据地都组建了兵工厂，其中120师在1942年有兵工厂7个，太行区有兵工厂4个，晋察冀边区有兵工厂12个。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3年7月，八路军、新四军共生产武器装备数量如下：步枪和掷弹筒近1万支（具），炮弹十万发、地雷和手榴弹几十万枚，步枪子弹近100万发。从质量上看，步枪、迫击炮弹、无烟药和炸药与大兵工厂的产品差不多；掷弹筒、掷弹筒弹、步枪子弹、手榴弹和地雷经改进，可以为我所用。从军队发展和作战需求看，自产的武器装备也是供不应求。这就造成了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武器的多样性，既有使“汉阳造”的，也有使三八式的，还有用大刀、长矛的。
四是寄希望于苏联的援助。抗战初期，据说苏联通过新疆到兰州的公路援助国民政府时，曾与蒋介石有过协议，承诺将军援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给八路军。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和新疆办事处确曾先后3次接收过苏联46辆汽车军备物资（包括步枪、轻机关枪、子弹、手榴弹、炮弹等）的记录。随着1938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对苏联军运车队加强管控，苏联对八路军的军援物资纪录再无稽可查。对于该协议是否真的存在，一直是个谜团，即便存在，事实上也未得到执行。
由于武器装备数量上的严重缺乏，决定了八路军、新四军在作战形式上只能采取灵活机动、适时出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术,并在持久战中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最终赢得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抗日战争武器装备的对抗中，除了单项性能、数量的对比外，还要求武器装备按照作战要求配置，力争达成最优化。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军队紧密跟踪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注意陆海军之间，航空兵（当时日本航空兵分隶陆海军而没有独立的空军）与地面部队之间，步兵与炮兵、骑兵、装甲兵之间的战术协同，注意各种武器装备使用的有机结合，确保战时各种火力的充分发挥。如在淞沪会战中，面对中国军队40多门新式德制105毫米榴弹炮对日军造成的严重杀伤，侵华日军立即集中多艘战列舰、巡洋舰上的大口径舰炮、陆基和舰载战斗机和陆军重炮进行重点压制，形成了1＋1＋1大于3的战术效果，使中国军队的榴炮很快损失殆尽。而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在具备空地协同、步坦协同、步炮协同的条件下，各种德制、美制、苏制武器装备的协同往往存在严重脱节，使偶然占据局部优势的火力也大打折扣，最终造成了1＋1＋1却大大小于3的战术效果。
在抗日战争时期，尽管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整体上一直处于敌强我弱的不利态势，但中国军民始终没有放弃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他们手持步枪、机枪、手榴弹、地雷、大刀、长矛等劣势装备，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前赴后继，英勇杀敌，不惜付出牺牲三千万中华儿女的重大代价，终于和反法西斯盟国一道彻底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