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时代呼唤“新设计师”？
公方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我们更强调思想和政治的统一性、一元性，因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全党全国人民智慧的集大成者，又由于其所处的决策地位，而起到决定作用，进而成为独立的设计师。与此同时，国家设计是渐进式发展与周期性过程的结合。由于政治制度具有根本性和稳定性，又决定了只有大变革来临，才呼唤新设计师的诞生。
新中国走过了漫长而又曲折的60多年，这60多年又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由毛泽东指点江山，后30年由邓小平一统改革时代，“新设计师”为未来30年规划蓝图指明方向，意味着习近平将是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又一位影响并改变未来30年中国命运的主宰者。
中国进入新的大变革时期，大时代、大转折需要“新设计师”。第一，中国的国际角色在转变，由跟着别人的音乐和规则跳舞，到参与规则的制订。这意味着中国正走在大国道路上。能不能在这条路上走快走稳，关键在主导者。换句话说，我们既然认定西方霸权不利于世界和平，就必须设计出新的超越别人的新秩序、新规则。这离不开最高领导人的思想与设计。
第二，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背后需要科学理论作支撑，也要更新政治观。比如革命阶段共产主义路径是消灭资本主义，有了后来的“输出革命”;而今我们讲“命运共同体”，强调和谐共处，明确“不输出革命”，这就决定了共产主义实现的路径必须调整。换句话说，共产党领导的执政道路只能靠当代思想家、政治家来设计。
第三，经济和社会转型，涉及权力运行模式的重构，而新常态的确立不能靠旧有的经验和做法，而应有大理论的支撑。既然坚持“两个不走”，那么第三条路就应更科学更通达。邓小平已开启这条路，但要成熟完善起来，必须将实践升华为理论，复归指导实践。这是十分重大的时代命题，必须在设计师的主导下完成。
“新设计师”的形象清晰聚焦，有利于凝聚共识和力量
公方彬指出，中国的国情和政治生态，需要尽快把领袖特质清晰起来，并且聚焦，避免散光。“中国的精神系统与西方大不相同，西方的精神系统是靠宗教来支撑的，政治领袖的精神引领作用不大。中国不一样，甚至说社会主义国家总体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系统，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的革命理论，打破了宗教，甚至打破了封建伦理，儒家文化也被削弱，我们突出了政党的形象、政治信仰的魅力和政治领袖的精神引领作用。”
人的信仰不外两种：一个是宗教信仰，另一个是政治信仰。既然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那么革命时期只有打掉宗教信仰，才能将人民群众从宗教的宿命中解放出来，参加革命。既然不能信仰宗教，那么就要信仰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不管哪种信仰，都必须有崇拜的对象。佛教讲“经律论三藏，佛法僧三宝”，也就是说要有一个膜拜的佛。于是坚持共产主义这一政治信仰的人们，除了崇拜马克思、恩格斯，还要有一个近距离的“神”，也就是本国领袖。这就是特殊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造神运动的根本原因。“文革”时期的造神的确步入误区，但也启示我们，不能信仰宗教，那么就找一个值得崇拜的东西。
随着中国的开放与人类文明进步，中国已经不具有“造神”的土壤，但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重要。不管是政党制度决定的，还是文化心理决定，还是社会生态决定的，都得承认领袖在中国具有精神方面的作用，这是西方不具有甚至不存在的现象。既然重要，那么就需要相关建设，其中领导人的形象要聚光而不能散光，明确“新设计师”，就是一种聚光举措。
新设计师，是改革的形象，时代和社会引领者的形象，当这个形象清晰并确立下来，国家、政党和民众的精气神必聚焦于此，沿着改革的方向前行，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撕裂，包括利益分裂、精神分裂、族群分裂、政治观分裂，‘左’‘右’之争那么厉害，总难找到共识，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我提习近平是中国大国道路上的新设计师，目的是为了把领袖的形象聚焦和清晰化，以此凝聚国人共识，引导价值取向。”公方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