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表达了新设计师习近平的路径选择
公方彬认为，“四个全面”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习近平是“新设计师”，是中国大国道路的设计者，大国道路“必须设计”，因为中国走的路没有经验可循。公方彬认为，马克思只设计了革命的半程，执政的半程没设计。“苏联老大哥已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寥寥无几，中国自己走这条路，你不设计谁设计？”依法治国、力推反腐都是“已经设计”。“还要设计”，因为更艰难的设计在后面。
所以，新设计师面临路径选择问题，走什么路？怎么走？“四个全面”告诉人民答案。
唯有深化改革，才能消除现有矛盾问题，同时迎接新的挑战。以前现在很多矛盾是没敢动，但现在矛盾内外交织，怎么办？比如面对腐败问题，可以妥协平衡、捂着盖着；也可以选择壮士断腕，迎着改革上的代价就是经济发展减速。“得不怕GDP减速，大国发展不可能GDP总是增长，经济增长过快还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比如精神危机等，所以现在只有改革，且全面深化改革才可能走出这些矛盾。”他说。
唯有依法治国，才能保证中国进入进步、文明的行列。历史告诉我们，人治是行不通的。中国要进入现代化国家，必须走法治道路。这里面有差异性，但习近平在四中全会改革很多新理念注入后，绝不停留在口号上，而是扎实在走。比如公检法错案终身追究制等的出台，都体现了极强的规矩意识和法治意识。
唯有从严治党，才能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我们国家和西方不同，西方有没有政党没区别。比如美国总统华盛顿说过，美国不需要政党。美国可以很长时间没有政党，他们讲选举党，但中国一天也离不开共产党。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不同，西方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党是选举党，比如美国如果这一届干不好，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互相推卸责任，换届后所有矛盾问题都推掉了，没有包袱。但中国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政府，政府行为就是党的行为，党在一线工作，没有退路。同时，共产党长期执政，老百姓把好和不好都记在党的头上。必须得更严格地治党，这就是我们的执政特征。
“越重要，越有难度。‘四个全面’能不能落到实处，目标、路径、要求都有了，下一步要看执行力。下一步我认为要出配套措施，我们有目标，还要有具体制度跟上，有一系列操作性规范跟上。”公方彬说。一要有细则，应该用现在我们理解的和应该达到的目标进行清晰表述，重新设计经济增速。二要有封闭的体系，立法、司法、监督，党的系统监督、政府系统监督，还有舆论监督等监督形式，加在一起封闭起来后才有力，只要有一个漏洞都可能“针尖大的洞，透出斗大的风”。他认为，后续的工作要做好这两个方面，才能实现“新设计师”的全面设计、总体设计。
客观看待“四个全面” 更具可操作性
有人说“四个全面”会达到写入党章的高度，公方彬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四个全面”操作性更强，并没有升级到政党、国家的理论。比如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体系是由一批思想家设计的，例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公权和私权、洛克的三权分立学说等。我们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马克思设计，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设计，必须考虑到深层的理论支撑问题。
“我们对习近平的期待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代领导人在框架内有自己的东西而已，而是期待他能真正意义上带领中国走上伟大复兴道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设计出大路径，难度非常大，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公方彬认为，如果理论界不适当地推动“四个全面”囊括习近平全部思想内容的话，反而降低了习近平的思想理论高度。真正深层设计是理论和思想的设计，理论不突破就实现不了伟大突破。
中国已经发生过两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破，一个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革命的理论实现革命的目的，另一个是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全跳出了姓资姓社的二元对峙，如果他不能跳出左右之争的泥潭，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今天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现状。
“而习近平如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属于第三次突破，是实现政治观的突破，切中要害。革命的模式和执政的模式不一样，革命以打破为主，甚至可能剥夺生命，而执政只能平衡沟通，寻找最大公约数。虽然根本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支撑，但今天不能以革命的理念解决问题，只能以执政的理念，需要我们创新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大工程。”因此，公方彬不同意过早地把“四个全面”概括成涵盖习近平的全部思想理论和支撑理念，他认为这将限制习近平的思想空间，也限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突破，限制中国大国发展的高度。必须设计，已经设计，还要设计，这个路没有封闭，还将无限设计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