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鲜明执政风格反映在政治设计和制度设计。其主导的体制改革与依宪执政，让国人振奋；其“上树信仰，中立价值坐标，下划红线的‘习式风格’”，已经和继续改变着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这也是提出“习近平是中国大国道路的‘新设计师’”后，迅即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和热议的根本原因。每一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有自己的特质和执政风格，快速总结和展示出来，并获得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定，十分重要。领导人形象可以凝聚共识，引导价值取向，激发精神力量。
每一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有自己的特质和风格，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种特质和风格表现出来，并且由社会认知转变为党和国家认同，反复强化，实现散光到聚光，散焦到聚焦，必定对凝聚国人共识，引导价值取向，焕发精神力量，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习近平已经通过“上树信仰，中立价值坐标，下划红线”的“习式风格”，在全党、全国人民乃至世界树立起“新设计师”的鲜明形象。这一点，从笔者首提“习近平是中国大国道路上的‘新设计师’”，引起境内外舆论热烈响应可以佐证。
国家设计的基本特点与“新设计师”的提法
国家设计特点决定新设计师产生及其特征。国家设计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
根本性与决定性。国家体制制度设计，主要是指决策者就政治制度、组织制度、社会制度进行的关照现实同时着眼未来的一系列规划和设计。由于这些设计影响和规定着国家民族的走向，而带有根本性和决定性。
节点性与周期性。国家设计一般由开创者完成，带有相当的稳定性，只有既有的设计不能适应时代和社会要求，非改造而不能前行之时，才呼唤大政治家、大思想家进行新设计。这也是每当社会大变革、大转折来临之时，总有新设计师产生出来的根本原因。同时，任何一种设计的形成和完善都存在一个周期，整个制度设计的完成更需要周期。有人说美国开国者制订了一部管200多年的宪法，其实，6000多字的美国宪法只是个大框架，所以发展成为美国宪政制度，是后来一批批思想家、政治家的再补充，甚至是大法官、大律师们进行的一次次宪法大战中完善起来。
时代性和侧重点。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无法准确预测百年之后的事情，所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设计都着重于当下，满足可预见时间之内的需要。从新中国成立65年的发展情况看，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进行了国家设计，虽然毛泽东没有像邓小平那样被誉为“总设计师”，事实上是由他主导设计了新中国。比较看，毛泽东主要进行了政治制度设计，邓小平主要进行了经济制度设计，今天习近平既需要对这两个设计作出修正，更要对中国的大国路径和轮廓作出新设计，这是一个必须包含前二者又要超越前二者的伟大设计。
群体设计与个体设计。政治制度和文化差异决定着如何设计，西方社会多元，其政治设计形成于多元碰撞，美国就是先确立国家制度后产生政党。多元文化决定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是由一批政治精英和思想家共同完成，包括卢梭的契约理论、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和小政府大社会，洛克的分权制衡，等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不同，政治制度差异更大，我们是先有马克思主义，后有中国共产党，再有新中国，并且强调党的绝对领导，因此决定了党在制度设计中的决定作用，又由于领导体制的原因，党的领袖是全党乃至全国人民智慧的集大成者，所以，最高领导人在制度设计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形设计与无形设计。因为领袖的作为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倍受社会关注，由此形成无形中的影响。这一点突出反映在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较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更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精神和价值观念，所以，民众就不仅仅看其政治决策能力，还看其品格和境界，这些东西未必刻意表现，但一定折射出其担当和勇气。当这种品格延伸至全党、全社会，就形成一种价值观念和柔性约束。比如，习近平主导的反腐，如果没有自己的清正廉洁，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断不能作“壮士断腕”之举。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针对军队存在的问题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由此迅速改变着军队的话语系统，甚至是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这些其实都化为国家和制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