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下中国呼唤“新设计师”？
一是国家进入大时代、大转折时期需要新设计。人类世界离不开设计，二战结束时，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出现在雅加达，他们一起设计了世界战后新秩序。国家尤其需要设计，新中国按照毛泽东的设计探索前行，种种原因走了弯路。邓小平在这个基础上作了创造性设计——改革开放。两次设计都是为了满足当时的需要。今天中国又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因为我们正在迈向世界大国，开始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制订，同时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已显现出来，这些都形成巨大挑战，需要有新设计来应对。
二是既有的设计已经无法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生态，更不能支撑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必须进行新设计。在中国，政治体系沿用的是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理论，经济体系运用的是邓小平在推行改革开放时形成的思想，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化，阶级阶层关系、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精神系统、价值系统、社会运行系统都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这种情况下没有全面系统设计，则无法和谐有序，搞不好社会就可能出现动荡。这也是世界性问题，美国立法分拆拖拉斯，就是解决因垄断而带来的社会矛盾，以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分配模式，就是以“杀富济贫”实现二次分配，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与协调。
三是引领价值取向、凝聚社会力量需要通过清晰领袖形象和特质来实现。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特点与西方不同，西方的政治与社会主要依靠宗教和法，政党几乎是选举党，政治领袖不承担精神引领和国家制度设计的责任。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虽然多元生态并存，但更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由此形成了围绕最高领导人的思想系统、话语系统乃至精神系统。这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领导人，中国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生态；领袖有什么形象，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潮流。一定意义上，这个领袖形象的塑造关系到社会力量的凝聚和整合。中国的领导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越清晰，对社会的引领度越高。毛泽东是“大救星”的形象，因此让没有经历过旧社会苦难的人也能迅速建立起对其的感激之情；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形象，人民群众认定要享有富裕生活必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那么习近平是什么形象呢？新的时代呼唤新设计师，定位“新设计师”形象可凝聚国民共识，化解“左”右之争，把国民引向理性和思考，逐步走向成熟和提升，并且是全方位、大跨度提升。
习近平之所以是“新设计师”的理由
首先，是由新设计与原有设计的差异而来的。一定意义上，中国能不能真正走在大国的道路上，一方面很重要地在于领导人是否实现了代际更替。毛泽东通过成功建党建军领导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由此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通过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大大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进程，同时实现了国家经济发展上的巨大突破，由此让中国富起来了；习近平设计的是民主法治基础上的大国道路，也就是要让中华民族强大起来。代际更替完成，意味着一代领导人确立起来，同时意味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实现大飞跃。而代际更替是否完成，其中一个表现形式是“新设计师”是否获得广泛认同。
其次，由治国理政的突出特点彰显出来。国家最高领导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重设计，强开拓，另一种是重延续，强稳定。在解决问题上，有的是被问题推着走，有的是主动揭露矛盾，寻找问题，以问题牵引工作。习近平则更注重问题牵引和顶层设计，他上任后第一次外出考察工作，选择了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的起点——广东深圳，这已经预示着他将坚定地走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实际情况也作了印证，仅仅一年的准备和调研，就产生了三中全会上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他亲任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更彰显出对职责任务的理解和把握。
再次，已经完成的重大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直接对各领域的改革作出规划，而到了四中全会就把依宪执政向前大大推进一步，习近平在两年的时间内已经设计了中国大国道路的坐标、方位和目标。其核心是实现中国梦，主轴是“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中国梦与世界梦相辅相成。这就意味着，国家发展是走法治道路，中国将变成法治国家。国际关系不再以政治制度划线，不再以革命和斗争为路径，也不是纯粹以经济利益划线、以经济征服为路径，而是探索一条世界共同文明演进的路线。尤其是前者，已经初见成效，比如借助强力反腐编织约束权力的笼子，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化信仰和宗旨意识，等等。
第四，根本在于其拥有完成设计的精神品质和洞察力，科学的思想方法与落实设计的强大执行力。能不能被称作新设计师，除了看已经作出的设计，还看他是否具有更宏大的设计，尤其是否具有开展重大设计的胸怀、勇气和能力。
习近平的高尚精神品质反映在“打铁还须自身硬”，他通过自身的担当让人感佩其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情怀。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矛盾，有的甚至带有致命性的，要革弊鼎新，没有英雄主义情怀是很困难的事情。其洞察力反映在“中国最接近于世界中心”的判断与“新常态”的确立。国家设计的根本性决定了不是所有领导人都能承担起国家设计责任，这是检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治国能力的重要标准和尺度。当年戈尔巴乔夫搞了个“新思维”，其初衷和目的肯定不是为了摧垮苏共，也不能简单认定苏共垮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但却不能不说与其设计的道路有关系。所以，真正称为设计师的必定是科学把握人类文明前进方向、党和国家的现实与发展路径者。这样的领导人并不一定通过太长的设计时间来证明，完全可以从思想和理念中看出。
习近平科学的思想方法突出反映在解决问题的路径上。不管是八项规定、反“四风”，还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打老虎拍苍蝇”，都是围绕矛盾和问题展开。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的讲话一改原来的习惯话风，直指存在的问题，其严厉程度超出了会前所有人的最大胆想像。这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式的结果怎么样呢？全军工作思路和方法的迅速改观。问题牵引式的方式已经为历史所证明，近现代以来，世界上产生过三大预言：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提出人口危机理论，该理论着眼的是农业经济的特点和规律；1867年马克思出版《资本论》，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灭亡理论，该理论着眼的是工业大生产的特点与规律；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着眼的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三大预言都没有被现实所印证，但都产生了倒逼作用，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
习近平的强大执行力反映在“踏石有印，抓铁有痕”。过去，素有“十几个中央文件管不住一张嘴”、“政策出不了中南海”之说，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态与党风政风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映射出习近平超常的执行力，进而受到广泛肯定和赞誉。美国总统奥巴马评价说：习近平可能是自邓小平以来，巩固执政权力更快更全面的中国领导人。“他仅用了一年半、两年的时间，就在中国拥有了这样的影响力，这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设计能力、决断力与执行力上，习近平确有邓小平的风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艾什中心官方网站公布，30国受访者对10国领导人认可度、受访者对本国领导人正确处理国内及国际事务信心度排名，习近平都名列第一。国内民众对习近平的关注度和认同度高达93.9%。如果考虑到邓小平长期在决策层工作，拥有长期的历练时间，而习近平显然不具有这样的条件，但也正因如此而更能显示出其超强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