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知名学者，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作有《大思想——中国崛起的瓶颈与突破》、《觉悟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决策中国》。
王岐山同志指出，看待腐败问题要有历史、哲学和文化的思考。4月下旬，记者就相关话题与公方彬进行多次交流。
●反腐改善的是官场生态，提升的是官员的生活质感和人文品质，官员的好日子开始了。
●党风影响政风，政风影响民风。反腐传导到社会，将把整个民族带出功利主义的泥潭，实现人文品质的大幅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腐是一场民族灵魂救赎行动。
记者：有人说“反腐让官员的好日子结束了”，而您认为“反腐让官员的好日子开始了”。为什么？
公方彬：我不止一次听人说，反腐让官员的好日子结束了，这是一种价值判断，并且包含深厚的文化成因。如果换一种评价系统，结论相反，反腐让官员的好日子开始了。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由于价值观紊乱，抑或封建思想文化沉渣泛起，致使一批官员模糊甚至异化了当官的本质，又由于公权与私权的边界没有厘清，制度的篱笆没有编好，结果就是“有权就任性”。这些都极大地强化了“官本位”思想，致使腐败蔓延。
“官本位”让官员一方面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快感，但因为缺少高尚的精神追求，导致精神和物质追求失衡，人生意义和生活质感降低，再加上无限的升官欲望，无度的功利追求如影随形，终于使一些官员迷失。没有了独立人格，缺乏人文修养，只能靠感官刺激麻痹神经。原铁道部贪腐官员张曙光，自我评价“人品太差，做出这样的事情很恶心”。是什么原因让有的官员丧失人性和生活的质感？这是我们必须关注和思考的，更是应当尽快改变的。
记者：从大历史视野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反腐败斗争有什么新的地方？能谈谈理由吗？
公方彬：我坚信，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反腐败斗争一定能够跳出“运动式”、“割韭菜”的“旧圈”，最终实现反腐的胜利。
中国历史上来势凶猛的反腐不止一次。朱元璋反腐，严厉到“扒皮抽筋点天灯”……结果怎样？都不成功。为什么？帝王反腐目的不是让官员“为人民服务”，也不是实现与人民共享利益，而是以维护“家天下”为主要目的，当腐败导致民怨沸腾，不出手便致王朝瓦解，反腐的力度是相当大的，及至政情民情和缓，反腐即消于无形，甚至帝王还要“默许”官员腐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封建史几乎等同为腐败史。
上述原因传导至全社会，便形成一种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和价值系统，就是对腐败的极大容忍乃至强化。即使今天，不少人也没有跳出腐朽思想文化的熏染，痛恨腐败的重要原因是心理失衡：你有机会腐败，我腐败不到。既然痛恨源于失衡，一旦有上台机会，也搞腐败。这是反腐存在“割韭菜”现象的文化和社会成因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取得了明显成效，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认定本轮反腐有其不同凡响的历史地位，能够取得最终胜利，除了共产党性质宗旨内在规定性的原因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根本性、基础性的战略举措，锻造坚强领导核心，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供方向指引和政治保证。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解决“不敢腐”作起点，落到“不能腐、腐不到”，最终实现“不想腐”。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大历史视野来看，坚信本次反腐能够实现新的突破，实现清廉政治。
记者：您谈道“反腐是一场民族灵魂救赎行动”，这是一个有价值有新意的观点，您能展开谈谈吗？
公方彬：其实，反腐走到当下，我们应深化认识，这场反腐败斗争的意义早就超出反腐本身。
党风影响政风，政风影响民风。反腐传导到社会，将把整个民族带出功利主义的泥潭，实现人文品质的大幅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腐是一场民族灵魂救赎行动。
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中国几乎很少出现光耀世界的大思想家和文化大师，相反知识界、文化界的不少人被网民调侃为“砖家”、“叫兽”。谈及原因，至少有两点：一是“官本位”把知识阶层引向功利主义而难以自拔，比如，大学中一个处长的位置就足以把教授们搞个神魂颠倒。二是政府一些部门或管理者，对思想文化的创造关心不够，更关注将知识阶层的思想统一起来，加上权力的任性，导致思想和文化创新的空间越来越狭窄。
当反腐推向深入，公权私权必得厘清，权力边界必得明确，官员必然敬畏权力，遵从政治伦理规则。这时，全社会也终将跳出“官本位”的束缚，寻找到各自的价值实现、放飞梦想的新路径，整个民族必出现价值观和文化品质的大提升，智慧与创造力涌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定能实现。（本报记者 周根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