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抢粮劫敌到抢耕抢收
最初进驻沁源的日军第69师团伊藤大队，在沁源用尽手段都未组织起“维持会”。1943年1月25日，日军被迫将伊藤大队撤回临汾，以驻长治第36师团222联队鹿野大队接替沁源防务。换防来的鹿野大队，扬言要在一个月内完成“实验”计划。他们除了加强伪化活动，继续玩弄“政治作战”以外，在军事上收缩阵地，主动放弃了一些据点，集中兵力守备沁源城关和交口镇两处。
为了尽快实现组建“维持会”的目的，在2月10日至3月25日期间，鹿野大队不断采取远距离奔袭包围、搜捕群众的办法，并四处张贴布告承诺“凡归来者，给耕牛一头，耕地十亩”，“维持”条件也一再降低。但始终无一人来归，搜捕去的二百余人也先后从据点内逃出。
自此时起，沁源军民对日军从围困逐步转为主动出击。
春节过后，群众把互助粮和救济粮吃光了，新的困难又来了。当时，城关有个老乡趁黑夜回村，把自家磨盘下埋藏的3斗小麦取了出来。围困斗争指挥部受到启发，马上抽两名公安队员和四名民兵骨干组成“抢粮”小组，利用日军夜间警戒疏忽，摸进城关日军据点抢粮。不但抢粮得手，还摸清了日军的驻地和哨位。据报，此时的沁源城，除了敌伪兵营外，只住有三户“人家”：一家“随军合作社”，一家“随军妓院”，一家“蒸馍铺”，还有就是已经饿得到处乱窜、与敌人争食的四百多条野狗。日军绝没有想到就在他们眼皮底下，抢粮小组能从他们嘴里把粮食抢运出来。这次行动成功后，指挥部立即组织了大规模的抢粮队伍，并很快发展到二沁大道和安沁大道两边的各个村镇，大约有5500余人参加了抢粮斗争，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共抢出7400余石粮食。沁源城内北街有位妇女郭效兰，连续几次摸回家，背出了八石粮食。另一个崔家寡妇，一次竟摸到城北街镇武楼日军哨兵附近，把敌人装好的五斗小麦也扛了出来。
参加者胆子越来越大，“抢粮运动”又逐渐发展成为“劫敌运动”。人们先是回家背自己埋藏的粮食，后来就摸进敌人的据点，拿敌人的东西。有一个双腿残废的退伍军人，一天夜里爬进了敌人的马棚，趁马夫鼾声大作，拉了一匹马悄悄爬了出来。等敌人发觉时，他已骑上马扬长而去。一个民兵摸进据点，把敌人一箱子弹也扛出来了。交口据点的敌人共有六副水桶，一个夜晚便被劫一空。甚至连井上的辘轳、碾盘上的转轴，也被群众拿了出来，弄得敌人几乎连水也喝不上。有的据点的伪军，找不到碾子磨盘，只好吃麦粒子。伪山西《新民日报》特派员董长庚随日军到沁源，在其所采写的通讯里记述日军当时的处境：“沁源城内人烟稀少，暗无天日，望之全城各处无一点活气……”
4月19日夜，在围困斗争指挥部李懋之、刘开基直接指挥下，由38团第2营带领县游击大队（大队长朱秀芝）及一区的游击队和民兵共1200余人强袭沁源城关据点，抢救出被日军抓捕的180余名群众。这次战斗共杀伤日伪军250余人，缴获步枪160余支，轻机枪2挺，烧毁仓库粮台4座，草料场3处。此次大规模强袭县城，对敌我双方心理影响极大，就连被日军裹胁在城内的几个老年士绅也乘乱逃出城来。
冬去春来，进入播种季节，群众焦心无法下种，一时人心惶惶。这时太岳区党委提出了“劳武结合，游击生产”的号召，指挥部组织起了抢耕队、抢种队。白天在距离敌据点较远的地里耕种，夜晚潜入敌据点附近地里耕种。有时被碉堡上的敌人发现了，部队和民兵在前面乒乓打枪掩护，老百姓在后面仍扶犁摇鞭，不慌不忙地耕种。昼夜轮番抢耕，终于在枪炮声中把所能耕种的土地全部耕种上了。
进入夏季小麦成熟时节，敌人从外地拉来大批民夫抢收，指挥部又组织部队和民兵，以抢收对付抢收。白天敌人抢收时，我方四处打冷枪，闹得敌人六神不宁。待敌把麦子割好捆好，我方突然发起攻击。敌人拉来的民夫听到枪声一哄而散，趁着天黑，我方抢收队即全部出动，将敌人收割的麦子搬完。
在1943年夏季武装抢收运动中，共抢收小麦15000余石；加上对日军据点的抢粮斗争，夺回了大批粮食，解决了军民吃粮问题。此外，又组织商人到晋南洪洞、霍县（今霍州市）等地贩运棉花、布匹及其他物资，解决了群众的衣食问题；组织民间医生开办简易诊所和药铺，给群众看病吃药，克服了重重困难，为长期围困日军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精神信念。
1943年7月16日，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在日记中记下了沁源围困斗争的意义：“……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锻炼了党，锻炼了干部和群众，团结了各阶层；提高了民族觉悟，发挥了民族气节”。陈赓特别提到，围困沁源是敌我双方顽强斗争的比赛，“谁是最后的顽强者，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只要我们善于领导，群众是不会离开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