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教授辞世，悲上心头，往事浮现。 我与先生早年曾有交往，多次聆听过先生的教诲，他的学问和人品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尤其是先生长期以来对军事法制建设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使军队法律界、军事法学界的许多人受益匪浅，没齿难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拨乱反正、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大环境下，加强军事法制建设成为军内法律界的共识，而推进军事法制亟待理论支持、人才培养和体制完善，创建军事法学学科同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八十年代末，我和中央军委法制局第一任局长图们将军等发起筹建军事法学会，当时，先生是关心和支持军事法学学科创建的法学大家之一。1990年初北京军事法学会成立，先生虽然因事未能到会指导，但对这第一个军事法学团体的成立十分关注，寄予厚望。
1991年底，中国法学会军事法学研究会成立，先生应邀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成立大会。记得在这前后，我还和军委法制局第二任局长杨福坤将军一起拜访过先生，当面向先生请教，求得支持。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福坤将军，曾是先生的学生。先生不吝赐教，对军事法学学科的创建、军事法制建设的发展等，提出过许多好思想、好建议，并在一些场合为加强军事法学研究作宣传、呼吁。也因为杨福坤将军与先生的这层师生关系，军事法学研究会在研究军事法制建设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确定一些重要课题时，多次向先生请教、咨询，先生就是我们学会的高级顾问，我也有幸在许多场合见到先生并向他学习求教。 其实，这之前我已经认识先生了。
在《解放军报》社从事法制新闻工作期间，我不止一次采访过先生。一次是在“一五”普法中，采访先生主要是请先生介绍宪法知识以及宪法的普及问题。还有一次属于“命题作文”，请先生是某个特定的环境下从理论上“解释”宪法的某些规定。记得当时咨询行内人士，找谁访谈更合适，行内好心人告诉我：这就看你的需求了，若要“应景”的，让对方讲党报需要的话，可找某某大学的某某教授，你要什么他就会谈什么；若要“学术”的，让对方实实在在地讲，可找人民大学的许崇德教授。采访时果然发现，先生是个实实在在的有社会正义和学术良心的教授，既能够放眼未来、顾全大局，又始终坚守道义和学术底线。 和先生还有一点未成之缘。大学时决意专事创作不再读研，后来工作和兴趣都发生了变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突然有点想读研了，经正在先生门下读博的叶峰兄引荐并陪同，去先生的家中拜望。
先生在人大校园他那并不宽敞的家中热情接待了我，记得我当时曾感慨地说，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教授，住处竟如此狭窄和简朴。得知我的情况后，先生表示欢迎，给予很大鼓励，提出我可以同等学力直接考他的博士生，并告我人大的宪法学专业暂不能招在职博士生，要上的话只能是入校读。回来向工作单位请示，领导不同意脱产，此事只得作罢，从而也失去了成为先生门下弟子的机缘。顺便提及，叶峰兄作为先生的弟子，也和其恩师一样曾关注和支持过军事法学学科的创建。在跟随先生研习期间，叶峰兄曾研究过美国军法，成为新时期研究国外军事法学的早期学者之一，由叶峰翻译、张纪孙先生校译《美国统一军事司法典》，是国内较早的译本，我在军报时曾连载过他们就此撰写的评介文章，很受读者喜欢。
后来和先生鲜有接触，记忆中最后一次当面致候，好像是在前几年的一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那时先生虽已苍老，老年斑显，但身子尚硬朗。挂历几换，就在对先生的记忆暂时休眠之时，去年的那场宪政之辩中，《光明日报》刊发了先生所著的《宪政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一文。
先生驳斥一些文章对宪政理念的攻击，旗帜鲜明地提出，“宪政和宪法在实质上乃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和依据，宪政是宪法的运行和实施。如果没有宪法，也就谈不上宪政；同样，如果没有宪政，宪法也不过是写了文字的纸张而已。”并以现行《宪法》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有关“现行宪法是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好宪法”的论述为依据，指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的宪政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痛斥某些攻击宪政的言论，片面地把“宪政”定义为资本主义，然后编造“宪政”提法会招致西化的说法，是“误导舆论，欺骗和蒙蔽髙层领导”，“这种挥舞大棒试图重启反右运动的作派，很不合时宜”，这种随心所欲地“用满天乱飞的‘西化’帽子来吓唬人”的做法，是深化改革的“拦路石”。雄文昭彰，拨云见光；檄文如箭，道义担当。在一个已是84岁高龄的老人面前，我突然觉得，软弱无力的是我们，身缠疾病的是我们，日渐衰老的是我们。
先生走了。他的一生为中国宪法而生，他的一生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奋斗的一生。纪念先生最好的方式，就是维护宪法，实施宪法，推进宪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