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凌和他的战鹰
航空发展恰逢其时
6月6日，中美政治外交经过了山重水复终于迎来习奥在阳光庄园的温暖会晤。可以说从美中首脑德克萨斯会谈过去了11年，在这11年间，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经济实体排名从世界第4位，上升到第2位。徐勇凌分析认为，“这次会谈从长远来看是为美中未来3年至10年的关系奠定基调。中国方面想获得一个和平发展环境，而美国却想和平地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以及在美国重提重返亚洲时避开中国风险，获得一个平稳过渡。因为我国航空发展至少需要15年和平崛起的空间。”
“其次，中国航空的巨大市场需求也是产生竞争利好的主要原因。”徐勇凌分析认为，目前中国民用航空市场是世界两大航空巨头波音和空客争霸的主战场。尽管民航客机早已不是人类飞得最高的机器，但这一领域的商业竞争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和高端的商战之一。据波音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引进5000架新飞机，价值达6000亿美元。不甘示弱的空客表示，“空客非常有信心在2015年底将空客的中国市场占有率突破50%。”
毫无疑问，最近两大公司又将目光聚焦到了“超大型飞机”的抢滩上。可以肯定两大航空霸主在中国的争斗还将继续。在中国“做小”的飞机巨头庞巴迪与巴航飞机制造商，也剑指中国，并将中国市场视为淘金的乐园。徐勇凌说。“如此好的市场环境，如此大的买单，中国航空工业不能袖手旁观，将市场拱手想让。”
徐勇凌说，我见证了歼十从试飞到列装整个全过程，那是中国航空工业军用飞机制造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试验样机到装备部队，一款战机的成熟定型，往往需要十余载。
战斗机试飞员是一项充满危险和挑战的职业，堪称“王牌中的王牌”，因为他们所驾驭的，都是普通飞行员从来没有飞过的最先进、最前沿的机型。这些机型第一次从设计图纸变成钢铁雄鹰，是试飞员用生命和忠诚捆绑在一起共同完成的。徐勇凌作为亲历者，六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
每次试飞在他脑海里总浮现出一幅画面：“长亭饮马寒宵月，古树盘雕大漠风”。清冷的圆月边，只有孤独飞翔的自己。由于试飞员职业特殊，没有机群相伴，一架新型战机研制出来，就要进行无数次试飞、调试，只能凭智慧、胆量和对飞行事业的执着，才能一次次把生命交给神秘的蓝天。李中华在变稳机试飞中，突遇操纵系统失效的重大险情，他没有选择弃机跳伞，而是采用非常规手段解除了电传操纵，用人工硬使飞机恢复了操控。很多人把他当作英雄赞美，但有谁知道，他把飞机和飞机上大量数据保存下来，为我国开发新型战机赢得了宝贵的经验和竞争时间，避免了一次次从头再来。
“记得有一次我被摔到农田里，感觉自己被摔成碎片。在去医院的救护车里，十几个农民兄弟怕我痛苦，用腿搭起床撑着我，一动不动，几个小时。从那一刻起，我觉得为这个国家做任何事都值得，生命付出也在所不惜。”徐勇凌有些激动。望着他那张刚毅的脸，记者想到了“义博云天”，想到了“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的民族情怀。27年，九死一生，能活下来，实属不易。有人说，徐勇凌他们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都是航空领域的天之骄子，是国家的砥柱中流。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启动“歼－10”战机研制项目，20年的时间，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此型号战斗机的研制成功，实现了中国军用机从第二代向第三代的跨越。
徐勇凌表示，“人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国家也一样。进入19世纪后，工业文明由开创期走上了飞速发展的时代，航空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其发展必然需要工业实力的支撑。中国，这个曾经引领世界文化、科技、经济乃至社会制度发展的‘先进国家’，在工业文明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却进入动荡和衰败的低谷，使我们错失了这一工业文明曙光的照耀。“
“30年前，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飞机项目没能坚持，又错过了大飞机发展的黄金30年，今天没有理由再错过。”
因此，2007年国务院决策在上海成立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重启大飞机的研制。
2008年，中航工业集团董事长林左鸣的战略思维是，让航空企业快速进入资本市场，倚重资本化运作，进行自身造血。根据中航工业的目标和估算，要在2020年实现集团一万亿经济规模，意味着从2008年开始，中航工业的资产规模要在之后的九年中每年实现15％的增长。
2010年，重点展现了新中国航空工业创建60年辉煌成就，包括军机、民机、直升机、通用飞机、发动机等40多个航空产品，是中航工业参加北京航展品种最多的一次；歼-10、“枭龙”、“飞豹”、L-15、“新舟”60系列、运-9、Z-9WE、AC-313、CJ1000A等代表中航工业新时期航空领域科研成果的产品齐聚一堂；歼-5、歼-6、歼-7、歼-8T等经典机型也悉数亮相；“翼龙”I无人机、“鹞鹰”无人机也第一次在北京航展展出。奠定了中国航空制造业下一步崛起的坚实基础。
而据机构预测，未来20年中国对新飞机的需求将接近4000架，“支线飞机+干线飞机+大型运输机”市场容量约7000亿元，巨大的市场让未来我国飞机制造业充满想象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