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勇，是说军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德国军事理论家、有着西方兵学之父之称的卡尔·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胆量对于军人来说，是刀刃上的钢。没有勇气，就不要当兵。战争是死亡的宴席。美军名将乔治·巴顿在1944年6月5日诺曼底登陆作战的前一天，曾对他的集团军进行战前动员。他说：“战争就是流血，战争就是杀人。你不杀死他，他就杀死你；你不戳穿德国狗崽子的肚皮，他就戳穿你的肚皮；当你倒下去，爬起来，看看脸上沾的不是泥土，而是你士兵的肠油和鲜血，你就知道怎么干了——用德国人的肠油和鲜血润滑我们的坦克履带吧。”
巴顿的话充满了血腥，和平主义者对此一向有微词。然而，这才是真实的战争！而在这样真实的战争中，没有勇气行吗？孙子眼中的高端军人应该具有的五大基本素质之一，就是“勇”。而军人的勇，又分为层次。低级军官和士兵的勇，很简单——需要不怕死的精神与心理。甚至必要时，要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那样，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我把这种勇气称为“肉体之勇”。
然而，职务越高，肉体的勇气越远离了他，而精神的勇气越走近了他。什么是精神之勇？就是你是否敢于对你做出的决策承担胜利与失败的责任，即承担决策后果的勇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决策诺曼底登陆作战时的情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登陆作战是所有作战样式中最为复杂的作战。天气与水文情况直接影响作战效果。在决策登陆作战会议中，盟军统帅部气象处长斯塔克中校汇报完预计登陆的时间里诺曼底地区的气象与水文的情况后，与会的所有高级将军都不说话了。会场静得要命。大家的目光都盯在艾森豪威尔的身上，等待他的决策指令。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史密斯中将后来回忆说：“此时将军的内心是孤独的！”
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孤独”，就是因为他要做出决策了。而在做出决策的时刻，无论他下面有多少参谋，也不可能再给他出主意了。因为，参谋的工作已经完成。作为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必须要做出决策，并且要为决策的后果负责。大约可怕的五分钟沉默后，只见艾森豪威尔用笔轻轻地敲了敲面前的日历，说了一句：“让我们干吧！”而这句话的背后，是数百万登陆官兵的生与死。艾森豪威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这句话的背后，是283万名官兵的生命，我必须对他们负责，我要么是历史的罪人，要么是历史的功臣。我无法逃避！”
这就是高端军人的勇气！
论谋，讲的是打仗时的智慧。战争中，最讲求的就是“用看不见的东西”——智慧，“制造看得见的东西”——胜利。而智慧，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孙子云：胜可为也。胜利是可以制造的。谁制造？人去制造！怎么制造？想着法儿地找到敌人的漏洞。孙子讲得非常清楚：“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这句话有两个要点，一是“先”，二是“己”。“先为不可胜”是要先有实力在手；“不可胜在己”是要自己有实力。而“以待敌之可胜”，则是等待时机，发挥优势——而这个机会，在敌不在我。总体来看，这句话是说，从备战的角度讲，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有实力上，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敌人犯错误上。然而，从用兵上讲，如果敌人不犯错误，不管你准备得多么充分，结果还是不能取胜的。
打仗如同下棋，不能自己和自己下，要有对手。和自己下棋，没有多大意思，提不起什么精神头。打仗一定要有对手，而且一旦打起来，就是你死我活，不是胜利，就是死亡。战争就这么残酷。要想自己不死亡，就要取胜。而要想取胜，就要靠双方的“合作”，这个合作的意义，就在于想方设法地让敌人犯错误，找到敌人的漏洞。如果敌人没有漏洞，眼前还没有犯错误呢？用你的智慧骗敌人，让敌人犯错误。这就全靠你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而主观能动性又是什么？就是一定基础上的胡来！什么意思？摆兵布阵，制定作战计划，要根据敌情和自己的目的，有着很强的确定性。而用兵指挥，则根据战场的环境进行，没有什么确定性。怎么顺手怎么来，怎么管用怎么做。毛泽东讲，上了战场，兵法就全忘了。打仗，不了解打仗的规律与原则不行。打仗的规律与原则是可以学的，但这种学只是纸上谈兵。南宋名将宗泽看到年仅27岁的青年军官岳飞治军有方，夸奖说：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但他怕岳飞太爱乱打，打起来，没有章法。老将军想，这不行，非万全之计。于是，借给岳飞一大堆阵图看。而岳飞却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用兵指挥的特点，它是一定基础上的胡来。没有基础（规律与原则）不行，没有胡来（主动能动性）也不行。这与艺术的道理一样。
战争是力量、智慧与意志的综合较量，战场上的事，瞬息万变，一念之差，结果完全改变。这样，就需要指挥员根据战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自己的指挥方法，掌握战场情势的指挥员，才能取得作战的胜利。这就是孙子所说的“战道必胜”。
鉴事、品人、说勇、论谋，用得好。好就好在这八个字曲尽其妙了军事历史及战争的精髓。而这八个字，对其他行业与领域，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