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需要对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作出一个“基本判断”，再在这个判断之上确立自己的新使命。中共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到了哪里、往哪里去的问题。中共十九大也是如此。回答这三个问题需要一个基本判断，而这个基本判断对中国共产党的新使命是最重要的。只有有了这个基本判断，中国共产党才能确定新的使命和未来的发展方向。确立新时代的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现代性的关键。
确立新时代的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现代性的关键。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建立新中国这一近代以来最艰巨的任务。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里，一套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得以建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也是一个基本判断。1992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在中共十四大上，中国共产党再次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新时代，新判断，新使命。新时代不仅是一个名词，它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但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所做出的新的基本判断。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也赢得了很多国际上的掌声，但是中国共产党也看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内外部的环境。社会主义不是靠“敲锣打鼓”就能干出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具有十分清醒的头脑，在充分肯定自身所取得的成绩基础之上，直面挑战并展望未来，对所面临的问题有着非常严峻、冷静的思考和判断。这也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关切“两个一百年”的重要背景。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规划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这次，十九大报告再一次描绘了走向未来的蓝图：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十九大报告中，对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之间30年的现代化目标再作出两个阶段的具体规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开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将持续30年的新两步走规划，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应当说，这幅蓝图的描绘就是基于上述基本判断。从经济上说，中国已经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从这些年的政策讨论来看，中国的焦点已经从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转移到如何把国家提升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即富裕社会。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0美元，按照“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人均GDP要达到1.2万美元。尽管这个经济目标不容易，但鉴于现在的发展势头和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动员能力，这个目标并不难实现。
不过，如果要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提升到高收入经济体，困难是显见的。在东亚，到现在为止，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的经济体只有5个，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这5个经济体能够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其一，在这些经济体成长时期，世界（主要是西方）经济处于快速上升时期，并且它们都属于西方经济体，西方对它们“照顾有加”，至少没有设置很多市场进入障碍。其次，这些经济体的体量也比较小。再次，这些经济体的政府能够形成有效的经济政策或者产业政策，成为学界所说的“发展型政府”。但中国今天的情况很不相同，其一，中国的经济体量巨大。日本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但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是日本的两倍还多。其二，世界经济形势不乐观。西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彻底走出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阴影。从西方经济现状看，要恢复正常成长仍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中国和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中国内部的发展必然受制于世界总体经济形势。其三，中国和西方经济体之间因为某些因素（例如西方所谓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产生矛盾，西方不乐意对中国全面开放市场。不过，较之这5个经济体，中国也有自身的优势。中国是个大陆型经济体，内部发展潜力巨大。同时，中国也在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倡议发展国际经济、开拓国际市场。也就是说，中国有潜力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