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艾伦·麦席森·图灵曾说：“即使我们可以使机器屈服于人类，比如，可以在关键时刻关掉电源，然而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也应当感到极大的敬畏。”
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是否会引发军备竞赛之类的灾难，是否会威胁人类最后生存的底线，不是因为有“霍金说”、“马斯克说”、“扎克伯格说”或“X大佬说”，就要笃信人工智能就是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抑或就是人类的终极救世主。其实，伊隆·马斯克与马克·扎克伯格关于人工智能威胁论的辩论，是左右两种声音的回响，一边是“弗兰肯斯坦”式的人文担忧与伦理警告，一边是“超时空接触”式的科技自信与资本冲动。如果我们注定不能阻挡它的前行，是否我们就要为它顶礼膜拜？或许这本身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伦理难题。
回眸人类科技史，有多少险恶的科技创新，都被人类的聪明才智牢牢掌控，难道人工智能会是例外？又有多少美好的科技成果，最终被人类恶用于战争厮杀，谁敢言人工智能就是另案？借用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人工智能不是魔鬼，也不是救世主，作为赋能型“群技术”，人工智能会助推人类社会进入万物互联、人机交融、智慧主导的新智能时代。到那时，人将逐渐从体力劳动制约中解放出来，进入脑力劳动主导的新时代，创造人作为万物之灵的独特价值。但是，由于基础科学难题、关键技术瓶颈及认知学习困境等制约，强人工智能的革命性突破还有待时日，在资本与符号共同营造的科技舆论中，有人警惕人工智能泡沫也不无益处。
在科幻影视中，人们远眺过各种智能社会的情景，《她》中让人类陷入爱情的人工智能萨曼莎、《西部世界》里游荡在公园里逐渐意识觉醒的机器人接待员、《超能特工队》中的充气医疗机器人大白，以及《机器化身》中人类通过脑机接口技术遥控机器人。科幻作家伊萨克·阿西莫夫于1942年在他的小说《环舞》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原则，试图对机器人进行伦理规制。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也言：“我们最好相当确信，植入机器中的目的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目的”。
人工智能，绝不是人类“最后的发明”，但愿它是人类“最好的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