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军人在战场上用枪拿不回来的东西，不要指望外交官在谈判桌上用嘴拿回来。”
对于一支军队来讲，只有真正具备打赢能力，才能慑有效果、谈有砝码、打有本钱，以不变应万变，不战而屈人之兵。反之，军事实力弱，战斗力不强，不仅会受人欺辱，而且战争最终还会被强加到自己头上。
习主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强调最多的，就是要求军队能打仗、打胜仗，并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鲜明提出了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这一重要战略思想。
强军目标的核心是能打仗、打胜仗，强军目标之“强”，说到底是打赢能力强，是战斗力强。战斗力始终是军队兴衰成败的最终决定力量，战斗力标准始终是衡量部队建设的硬性标准。战斗力标准的高度和硬度，决定强军之路的宽度和厚度。战斗力标准起点高、落点实、要求严，强军之路就能开拓得更宽、更广、更长。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大到强的关键阶段，军事力量在国家战略全局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国家安全和发展对军队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国家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军队的强弱、战场的胜败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旦发生战争，军队必须能决战决胜。如果军队在战场上打不赢，那是要产生严重政治后果的。
然而，“两个不相适应”“两个差距很大”“两个能力不够”的问题，依然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能打仗、打胜仗方面存在的短板和弱项，是最致命的短板，最要命的弱项。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军队能不能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打仗？这“三个能不能”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是当代革命军人必须直面的“时代之问”，更是军队建设发展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
（四）
法定而事遂，本立而功成。
商周时期，周武王提出：“王者举兵，三军器用，攻守之具，科品众寡，岂有法乎？”对这个关于“法（标准）”的提问，姜太公作出了“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的回答，说明治军打仗不仅有标准，而且这些标准直接关系到部队的威力发挥。古今中外，战争形态有不同，军队性质有区别，但一部世界军事史说明，坚持“按标准办事”，军队才有战斗力，才能打胜仗。
习主席把握天下大势，纵观时代风云，着眼战略全局，要求全军“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按照打仗的要求搞建设、抓准备，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强调“军队建设各项工作，如果离开战斗力标准，就失去其根本意义和根本价值”。这些重要论述，把战斗力标准的权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把战斗力标准的实践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境界，标志着我们党对军队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我军对军事实践活动的探索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唯一的”“根本的”这个双重定语，就像一条经线和纬线，标定出战斗力建设在强军兴军征程中的历史方位；就像一条横轴和纵轴，确立起战斗力标准这个衡量部队一切工作的时代坐标。
作为根本标准的唯一性，意味着军事领域的一切活动，包括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各方面建设，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各方面工作，具体标准可以有所不同，但共同的根本标准只有一个，即战斗力。作为唯一标准的根本性，就是说在军事领域各项活动中，战斗力这个贯通和总揽全局的唯一标准带有基础性和支配性，是管根本、管方向的。如果把“唯一”当“之一”、视“根本”为“基本”，各种土标准、潜标准、伪标准就会滋生蔓延，战斗力建设的大厦就会摇摇欲坠。
战斗力标准既是军事标准，更是政治标准。听党指挥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要通过能打胜仗具体体现；践行宗旨也不是一个空泛的政治表态，而是要通过提供坚强安全保障充分彰显。
战斗力标准既是工作标准，更是战斗标准。尽管我军的历史方位发生变化，但战斗队职能始终没有变；尽管我军的使命任务不断拓展，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始终是最重要的责任。“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
战斗力标准既是作风标准，更是能力标准。能力之痛是根本之痛，能力差距是致命差距。一旦有事，军队不仅要豁得出去，还要顶得上去；不仅要敢于亮剑，还要决战决胜；不仅要让人民爱，还要让敌人怕。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
那种认为打仗就是打军事，政治教育、文化工作等与战斗力标准关系不大的观点，是一种“单纯军事”观点，对战斗力标准的理解狭隘了。那种认为战斗力标准可重可轻、可硬可软，甚至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标准取代战斗力标准的观念，对战斗力标准的理解泛化了。那种对“米秒环”恋恋不舍、对“跑跳投”念念不忘、对“铁流滚滚”津津乐道的心态，对战斗力标准的理解滞后了。澄清这些模糊认识，纠正这些错误理解，战斗力标准才能成为引领部队发展的“风向标”、统一行动号令的“指挥棒”、检验工作成效的“试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