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较量：凝聚起正义的力量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启示录之十三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心 赵传金
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习近平
战争从来就不仅是物质力量的较量，更是精神力量的较量。在那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除了以军事作战抗击日寇的侵略外，在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还通过舆论宣传凝聚起全民族的抗战意志，同日寇展开了一场不见硝烟却骇浪惊涛的舆论较量。
日本编织服务战争的庞大宣传网络——
绑架媒体，操纵社会舆论
作为近代亚洲最早接受西方传播思想的国家，日本从其实施扩张战略伊始就明白，开动战争机器，首先要牢牢掌控媒体，让媒体为战争摇旗呐喊、鸣锣开道。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媒体就有鼓吹对外侵略的“历史传统”。“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使发动侵略战争的“国策”与“国论”完全一致，日本政府通过对各种宣传媒体机构进行大规模的思想和人员整肃、对广播和报刊等舆论宣传渠道进行封控、由特务机关接管通讯社等各种手段，一步步将各种宣传媒体与侵略战争的战车牢牢绑在一起，将其变成美化侵略行为的工具。1932～1933年，日本政府逮捕反对或者消极对待侵略战争的文人多达3.4万人，大量报纸杂志被取缔，只有那些与政府立场完全一致的媒体得以保留。
在军国主义的暴力胁迫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各类媒体鼓吹战争的口径令军部十分满意，陆军省新闻负责人本间雅春曾评价说:国策与国论毫不相干的时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近年来，舆论虽然不断增长着可贵的力量，但还没有像日中事变(“九一八”事变)这样发挥过威力。一旦我们的媒体宣传机构阐明“正义”观念、统一国内舆论、指出前进方向，使国民紧密团结、燃烧起火一般的热情，即使与整个世界为敌也毫不畏惧。这一评论赤裸裸地反映出受淫威所迫，日本媒体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已完全沦为效忠军国主义的工具的事实。
绑架媒体后，为进一步鼓动民众做好战争准备，日本军部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操纵社会舆论，逐步确立了一切服从战争的宣传政策。1935年，日本政府发起“国体明征运动”。在这一运动的影响下，明治维新时期由西方传入的自由民主思想被“易辙”，教育和国民教化转而向军国主义的方向发展，回归到神权天皇制绝对主义的“国权论”。他们反对偏重智育，禁止高级享乐，发动媒体宣扬一切服从战争的国防政策，即使一些娱乐类的电影，也只能出现行军、射击、英雄行为、高呼万岁等与战争有关的镜头。为适应侵华战争不断展开的需要，日本政府还建立了战时思想统治体制。这样，便从思想到体制，编织了一张完全笼罩媒体传播，全面为侵华战争服务的庞大而严密的宣传网络。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又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由战时内阁统管宣传，集中力量开展声势浩大的舆论宣传战，积极配合作战行动。从1937年9月开始，日本政府在国内进行了一场历时三年之久，席卷每个家庭和每个人的“国民精神动员”运动。他们采取各种形式向日本民众全面灌输军国主义思想，鼓吹要打开“中国事变”所面临的困难局面，关键在于实现“举国一致”。他们大力宣扬为天皇这一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而战，为大日本帝国而战，动员全民支持战争。
对外方面，日本政府则主要瞄着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和生活在“共荣圈”内的亚洲各国。他们以大东亚共荣为幌子，鼓吹共存共荣，美化侵略；大肆编造谬论和谎言，为战争寻找借口、创造条件，试图欺骗世界舆论，削弱亚洲人民的抵抗意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到“华北事变”，再到“七七”事变，纵观日本侵华战争每个阶段，日本侵略者总能找出卑鄙的借口挑起事端，并让媒体开道、舆论先行。就像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1934年接见记者时所言：“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这个被称为“亚洲门罗主义”的“天羽声明”，不但把“违反东亚和平”的罪名强加给中国，还为其侵略行为披上“维护东亚和平”的漂亮外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