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柏地到西柏坡：毛泽东的三个春节
■贾永
1929到1949，20年血火之路。
三个春节，三次转折——大柏地的枪声、赤水河的号角、西柏坡的灯火，丈量着毛泽东带领一支队伍从苦难走向辉煌的距离。
序：风雪井冈
一场罕见的大雪，横扫五百里井冈。
1929年1月14日，农历腊月初四。蛇年春节日渐临近，红四军主力却不得不离开井冈山，迎着风雪远行。
一个月前，1928年12月10日，彭德怀、滕代远率平江起义部队改编的红五军主力700余人汇入朱德、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几乎在同一时间，第三次“会剿”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也赶到了集结地。
1928年4月，“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国民党对井冈山的围攻，由此前的一省出兵“进剿”变成了多省派兵“会剿”。1928年7月至11月，湘赣国民党军队已经两次“会剿”井冈山，均被红军粉碎。眼看着罗霄山深处的点点星火越烧越旺，蒋介石再也不把“朱毛”红军看作“疥癣之疾”了。他撤掉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兼任的湘赣“剿匪”总指挥一职，委任湖南省主席何键取而代之，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军队6个旅、18个团，兵分五路向湘赣边界扑将过来，企图把这支红色队伍扼杀在摇篮之中。
何键，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帮凶。1927年5月21日，担任第三十五军军长的何键策动他的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后来，中共湖南省军委书记廖乾五、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被害，均是何键所为。
军情紧急！敌人3万重兵压境，红军还不足6000人。1929年1月4日至7日，毛泽东在宁冈县白露村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及红五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委联席会议，决定“以红四军出发赣南游击，向吉安一带推进，采取围魏救赵方针，到外线打击敌人，解井冈山之围；以彭德怀及袁文才、王佐部留守边界应付湘赣进攻部队”，迫使敌军分兵回援，从而配合留守部队击破敌人的“会剿”。
敌我力量悬殊，还不是红四军远征敌人后方的唯一原因。当时的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红四军向中央报告：“隆冬之际，边界丛山中积雪不消，红军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在此时期，红军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两月没有一文零用钱。”
一周之后，朱德、毛泽东率第28团、第31团以及独立营、特务营，悄然离开井冈山。从此，队伍中的很多人，再也没有回到养育过他们的这方红色摇篮。
第一章：1929·蛇年——冲出井冈山
下山第一战，就出师不利。
1月23日，红军占领大庾县城立足未稳，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便一路追击而来。这是赣军的精锐，清一色的灰军装、白帽罩装束，轻重机枪和带刺刀的“三八式”均为日本进口。这时的红四军下山主力虽然也有3600人，却仅有1500支枪。离开了井冈山熟悉的地形和人民群众的支援，红军的火力劣势瞬间暴露出来。
激战过后，红军队伍被打散。待到朱德、毛泽东撤离到20公里之外的大山之中点检部队，才发现独立营营长张威、第31团一营营长周舫、第28团党代表何挺颖已先后在突围中牺牲。
何挺颖，井冈山斗争时期14位大学生之一。1926年夏，还在上海大同大学就读大二的何挺颖受党派遣，到北伐军李品仙部担任团政治指导员。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一连党代表，协助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朱毛”会师后，何挺颖任第31团党代表。黄洋界保卫战，何挺颖与团长朱云卿、副团长陈毅安指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凭险抵抗，击退敌军四个团轮番进攻。捷报传来，正在湖南桂东领兵作战的毛泽东兴奋异常，写下了挺进罗霄山腹地后的第一首诗《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8月，红四军主力在湘南遭受重创，由宜章农军组成的第29团溃散，第28团返回途中，又发生了二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投敌事件，团长王尔琢也在劝回部队时遭袁崇全打冷枪牺牲，史称“八月失败”。23岁的何挺颖临危受命，调任第28团党代表兼党委书记。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几次提到这位军政兼优的年轻党代表。
与何挺颖一样，周舫也是一位大学生。南昌起义，27岁的周舫任营长，后随朱德奔赴井冈山。大庾遭遇战，面对汹涌而来的敌人，周舫指挥一营迎着枪林弹雨反冲击，掩护大部队撤退，不幸中弹负伤。生命最后时刻，周舫忍着伤痛，挣扎着爬起来，引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连身经百战的朱德也没有想到，冲出井冈山之路远比他率部挺进井冈山时还要艰难。1937年，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延安听过朱德回忆后，这样描述红四军这段历程：“从井冈山南下，既没有道路，又没有山径可循。到处都是嶙峋怪石，无底的深渊之上则耸立着参差不齐的突兀的山峰。面庞削瘦、衣衫褴褛的男女排成一路纵队，攀越井冈山与湘赣边界高山巨峰间的山脉。白雪漫谷，山风像刀子一样地吹打着，只能一步一步前移，甚至匍匐前行。”朱德后来说，“大庾一战，李文彬再追，我们就没命了。”
下山之路，危机四伏。更加凶险的危机，还在等待着红军。
2月1日深夜，红四军辗转来到寻乌县吉潭镇圳下村，已经人困马乏。第二天黎明，一阵急促的枪声传来。这一天正值农历小年，红军还以为是爆竹声，待到推门一瞅，才发现一股敌军已经冲到了村子中央，周围的山上，到处是影影绰绰的国民党兵。
扑向圳下的敌军，是刘士毅的赣军第十五旅。危急关头，朱德提枪冲出围屋。当陈毅拼命往外跑的时候，一个国民党士兵从身后把他死死抓住。陈毅猛地甩掉棉大衣，正好扣在敌兵头上，才得以脱身。1972年，陈毅临终前回忆，“幸喜圳下的地方是旱田，如果是水田，军部、前委就要被歼灭，是没有办法跑掉的。此事已过去43年了，回想当时情景，如果使毛主席身陷不测，还不知以后中国革命会怎样发展。每念及此，令人不寒而栗。”
“毛泽东同志带着机关撤出来了，朱德同志却被打散了。”时任第28团三连连长粟裕后来回忆，“这时我们连到达了一个叫圣公堂的地方，听说军长失散了，我们万分着急，觉得像塌了天似的，情绪很低沉、恐慌。下午四点朱军长回来了，此时部队一片欢腾，高兴得不得了，士气又高起来了。但不幸的是军长的爱人伍若兰同志却被敌人抓了去，惨遭杀害。”
跟随朱德突围的红四军妇女组组长曾志多年之后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危情：天色刚蒙蒙亮，枪声四起，朱德左右的手提机枪手向黑影射击。敌人听到机枪声，立即集中火力回击，两个机枪手当场负伤。朱德为了缩小目标，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扔了。“我同伍若兰原来一直紧跟黄呢子大衣跑，跑着跑着，突然黄呢子大衣不见了，机枪声也停了。我们两人急忙往左侧的山边跑，到了一个岔路口时，才发觉伍若兰不见了。”
伍若兰腿部中弹，直到被俘，这位著名的女英雄还手握双枪向敌人射击。刘士毅听说抓到了朱德的妻子，急令将伍若兰押至赣州。敌人逼迫伍若兰与朱德脱离关系，她宁死不屈：“要我同朱德脱离，除非赣江水倒流！”1929年2月12日，26岁的伍若兰遭国民党枪杀，头颅被挂在了赣江边的城门上——她的腹中，怀着4个月的身孕。
1962年3月，76岁的朱德重上井冈山，来到他和伍若兰共同战斗生活过的地方，不禁老泪纵横。离开井冈山时，朱德特意从山上挖了一株兰花带回北京，留下了一首散发着兰花一样清香的诗作：“井冈山上产幽兰，乔木林中共草蟠。漫道林深知遇少，寻芳万里几回看。”
这是红四军的至暗时刻。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从大庾遭劫始，红军连战连败。毛泽东向中央报告：“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反败为胜的机会，说来就来了。
2月9日，农历大年三十，红军刚刚转移至瑞金城以北27公里处的大柏地，如影随形的尾追之敌又来了。
大柏地，瑞金通往宁都的隘口，一条5公里长的山谷横贯南北，林木茂密，便于设伏。朱德、毛泽东决定，在大柏地巧布伏兵、张网以待，对孤军冒进的刘士毅旅2个团打一场伏击战。
敌人连番得手，早已不把缺枪少弹的红军放在眼里，很容易地就被红军一步一步诱进了伏击圈。第二天，当敌人进入大柏地深处，山谷四周枪声大作，埋伏在山头上的红军勇猛地冲了下来。朱德冲锋在前，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也提枪投入了战斗。激战5个小时，敌军大部被歼，800多人成了俘虏。陈毅评价“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打扫完战场，已是大年初一的黄昏。红军官兵终于吃上了离开井冈山27天后的第一顿饱饭。当躲进山里的乡亲们陆续回到村子，家家户户发现灶台上、米缸内，几乎都有一张欠条，详细记载着红军吃了每家每户多少食物——时任红四军军需处长宋裕和回忆：红军事后共偿还了乡亲们3500块大洋，“有的人家没有保存欠条，只要报个数，红军也如数还钱。”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似乎仍不以为然。也许在他的眼中，几千人的“朱毛”红军尚不足以为虑。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20年后，当又一个春节来临，正是这支曾经让他鄙于不屑的弱小队伍，已经把他的蒋家王朝逼到了走向覆灭的倒计时。
第二章：1935·猪年——马蹄声碎
春节一天天临近，踏上长征路3个多月的红军队伍却一如贵州北部的天气，弥漫着浓浓的低沉气息。即将到来的是农历猪年，在老百姓眼中，应该是吉祥且兴旺的年份。
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之际。红军前方，是沿长江布防的刘湘上百个团的川军；身后，是一路追击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
1935年1月28日拂晓，土城战斗在蒙蒙细雨中打响。战至黄昏，双方仍然呈胶着之势。红军发现，川军并非情报中所说的2个团，而是2个旅4个团，另有2个旅的增援部队还在源源而至。并且，原本以为像黔军一样一击即溃的川军，战斗力丝毫不亚于蒋介石的中央军。
“歼灭战”成了“拉锯战”。人均仅有20发子弹的红军主力陷入危机。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亲临一线指挥。炮弹在朱德身边爆炸，气浪几次把这位“红军之父”震倒在地。抖抖身上的土，年近半百的朱德像普通士兵一样端着机枪冲入敌阵。
眼看短时间取胜无望，中央政治局连夜命令停止与敌人纠缠，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避实就虚，西进川南。29日一早，红军从土城浑溪口、蔡家沱、元厚等渡口迅速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的序幕就此揭开。
红军撤至四川叙永县城南79公里处的石厢子，已是大年三十傍晚。这里与贵州毕节县大渡乡和云南威信县水田寨接壤。雄鸡报晓，三省可闻，故而三地交汇处统称为“鸡鸣三省”。
当时的石厢子是一个仅有400多人的小村庄。警卫员好不容易弄来一碗腊肉，被毛泽东送给了伤员。
雨，淅淅沥沥。毛泽东的心情也仿佛这冬日的雨天一样。虽然在此前的遵义会议上进入核心决策层，但出山后参与指挥的第一仗就遭受重创，显然让他难以接受。土城战役，双方损失均为3000人左右。然而在毛泽东眼中，敌我力量如此悬殊之际，即便惨胜也意味着失败。1956年9月10日，他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说，“我是犯过错误，比如打仗……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
与毛泽东此时的心境所不同，进入人生又一个本命年的蒋介石似乎迎来了“剿共”以来难得愉悦的一个春节。在他看来，全歼中央红军，以消心头之患，只是时间问题。
大年初六，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在他的庐山“美庐”别墅下达了《重行悬示匪军各匪首擒斩赏格》：朱德、毛泽东、徐向前，生擒者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生擒者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祥、陈昌浩，生擒者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
毛泽东显然没有看到刊登这则消息的报纸，自然也无暇把战争中的春节放在心上。这段时间，他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一道，抓紧落实遵义会议的未尽事宜。
2月5日，大年初二，部队向云南威信境内转移。当天晚上，在水田寨一栋因门窗雕有花草鸟虫图案而闻名的“花房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博古交出了装有文件、材料、公章等象征着中央“最高权力”的几副挑担。
大年初五，政治局在大河滩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县城所在地扎西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彻底改变长征以来“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局面。这一系列的会议后来被统称为“扎西会议”。
大年初六的政治局会议，开了一个通宵。凌晨，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署的《关于各军团的缩编命令》随即发出。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6个团和1个干部团，机关和后勤人员大幅度精简，充实基层；凡两个人抬不动的东西都要甩掉。早已成为部队沉重负担的X光机、造币机、造弹机、印刷机等笨重器材，一律处理掉。长征开始后大搬家式的长蛇阵没有了。
丢掉了“包袱”，实现了“消肿”，部队焕然一新。那支高度机动灵活、善打运动战的红军队伍又回来了。趁着国民党几十个团匆匆在长江南岸布防阻拦，贵州兵力空虚之际，毛泽东再度挥师黔北，杀了敌人一个回马枪。红军先头一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掩护部队于2月18日至21日，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取桐梓、夺娄山关、再占遵义城，5天内歼灭和击溃国民党追剿军吴奇伟部2个师又8个团。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红军长征史》记载：红军共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轻重机枪及自动步枪30挺……
马蹄声碎。就在再夺遵义的战斗中，27岁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倒在了第11团政委张爱萍怀中。“他头一歪，滚到我怀里”，张爱萍还以为是参谋长在开玩笑，“直到有粘稠的液体从他头部汩汩冒出，才知道他中枪了。子弹从前额打进从后脑出来，血流得很多，我的手臂都染红了……”邓萍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也是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
硝烟尚未完全散尽，毛泽东在血色黄昏中策马而至，望一眼千古雄关娄山关，吟诵了他长征后的第一首诗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此时此刻，离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不过40天。在他看来，得意之笔才刚刚开始，尽管长征依然山重水复，但前路已经柳暗花明。正月未出，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一天，还在过年之中。
第三章：1949·牛年——西柏坡的黎明
1949年的春节，是1月29日。
1月21日，农历北小年，傅作义部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双方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同一天，蒋介石宣布“引咎辞职”。
11天之前，淮海战役结束，60万解放军打败80万国民党正规军。尽管蒋介石还在梦想着依托所谓的长江天险“隔江而治”，但是，连国民党军队中的绝大多数也清楚，解放军饮马长江，只是时间而已。
战场捷报频传，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沉浸在胜利和春节的双重喜悦之中。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已近尾声，建立新中国的事宜提上日程，准备“进京赶考”的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在夜以继日地忙碌着。
农历大年初二，毛泽东站在一处农家小院门口，迎接从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到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一起接待这位斯大林派出的特使。西柏坡自养的猪、鸡，从滹沱河里捕来的鱼、虾，还有特意从石家庄买来的汾酒、葡萄酒，摆了一大桌。
苏联客人酒量大，不善饮酒的毛泽东以辣椒代酒。欢宴过后，米高扬醉意迷蒙，毛泽东足足吃了35个通红的朝天椒。
这也是自打上井冈山后，毛泽东吃到的最丰盛的一顿年饭。戎马倥偬，经年转战的毛泽东几乎已经记不清上一个春节是在哪里度过的了。
1929年那个春节，他和红军官兵刚刚经历圳下之围的死里逃生，在大柏地的山谷里用一场血战换来了新年的第一顿饱饭。1935年那个春节，警卫员好不容易弄来的一碗腊肉，被他送给了伤员；而此刻，西柏坡的窑洞里灯火通明，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让这个春节格外温暖。
1949年1月31日，大年初三，傅作义部开出北平城接受改编。中午12时30分，第四野战军第41军由西直门进城接管防务。这是一支在塔山阻击战中一战成名的英雄部队，也是一支因在转战辽西时“不吃群众一个苹果”而闻名的文明之师。
时任第41军政委的莫文骅将军这样回忆北平入城式：“钢铁洪流般的坦克、装甲车和大炮，浩浩荡荡地通过了东交民巷。这个自《辛丑条约》签订以来一直为帝国主义盘踞的使馆区，今天，中国的军队和人民在这里扬眉吐气，昂首挺胸，自由出入……”
这是北平最后的春节。不久的将来，这座千年古城就要成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更名为北京。
时任毛泽东内卫的马武义回忆：“那天晚上，我给主席打来几样他最爱吃的菜，有辣子鸡、米粉肉等。我说：‘主席，过年了，我们给你搞了几个菜，吃饭吧！’主席看了看饭菜，这次却没怪我，说：‘好吧！今天是双喜临门呀，你看北平那个黄旗也拔掉了，该庆祝庆祝！’这时，我才知道，北平解放了。”
马武义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夹了一大块米粉肉放到嘴里，高兴地说：“我们就要进入北平，那时我们还要坐下来痛痛快快地吃他一顿！打过长江去，全部、彻底、干净、一个不剩地吃！那时蒋先生就彻底舒服了！”
与西柏坡、北平的一片欢腾有着天壤之别，南京城里的国民党早已无心过年了。
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回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的蒋介石指令孙科携行政院南迁广州。除夕之夜，蒋介石在溪口武岭学校礼堂举行盛宴，慰劳警卫部队团以上军官：“诸位，家贫出孝子，国难出良将。当我们走上坡路时，别人跟着我们跑，这不稀奇；而我们走下坡路时，你们从各地费了不少周折，来到我们跟前，这才是最难得的啊！”说到动情处，蒋介石老泪纵横。
大年初一，张群、陈立夫等国民党要员赶来溪口，向蒋介石拜年。蒋介石凄然一笑：“念一年又过，新年如何？实难想象，但愿真能逢凶化吉又呈新气象。”
第二天，蒋介石来到溪口武山庙，闭上双眼求了一签，待睁眼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上写：“大意失荆州，关公走麦城”；又求一签，再看，更是一阵颤抖，上写：“困居长坂坡，失陷落凤城”，下注：“早求退路”。
那个寒冷的夜晚，再度失眠的蒋介石感到特别漫长。从此，他所考虑的已不是上海的战局能撑多久，而是担心“中央银行”的存金能不能顺利运到台湾了。
风雨飘摇之中，蒋介石开始写他的本月反省录，不过，谈及“戡乱”失败及自己下野的原因，或归因于苏联，或归因于美国，甚至英国，就是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事实上，国民党的最后结局，从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推行独裁统治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
正面战场上的消极抗战，早已让人民对国民党失去信心；抗战胜利后的巧取豪夺，更是让国民党威信扫地。在上海，5000多幢敌伪房产被国民党接收大员抢占；在南京，大汉奸周佛海的房屋、黄金、家具和价值1224万法币的古玩名画，大都落入了国民党接收官员的私囊。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完全地为人民奋斗。还在抗战最艰难的1943年，根据地人民就真诚地唱出了心中的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从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中，人民认识了共产党；维护人民利益最坚决，从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无私行动中，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跟定了共产党。
一边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极少数人的“家天下”的国民党；一边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利益的共产党——两个政党，两种宗旨，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遭到人民彻底抛弃，一个赢得人民衷心拥护。
跋：换了人间
1949年3月23日，春节过后一个月又25天，由平津前线指挥部调来的10辆美制十轮大卡车和11辆吉普车，载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告别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
也是在这一天，新华社播发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两个务必”，传遍天下。
历史选择了人民，人民选择了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