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平：缔造欧洲解决方案，1945-1963》，〔美〕马克·特拉克滕伯格著，石斌、王守都、徐菲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5月出版
德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与当代西方的形成
——评《构建和平：缔造欧洲解决方案，1945-1963》
■王梓元
今天我们熟知的“西方”概念实则是冷战的产物。在冷战期间，美国通过构建广泛的同盟体系和国际制度将民主、市场经济、多边主义等政治经济制度推广到发达工业国，由此形成了所谓的“西方”共同体。在此过程中，让德国重新加入美国的联盟体系变得至关重要。1945年5月德国战败，随后英美苏三国召开波茨坦会议，对战后德国的处置做出安排。1955年，先前由美国、英国、法国控制的联邦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成为西方阵营的一员，而亲苏的德意志民主德国则加入华沙条约组织，成为苏联阵营的主要盟国。冷战结束后，虽然华约组织与苏联都已不复存在，但是统一后的德国不仅作为北约的重要成员继续在国际上支持美国，还与继承了苏联国际地位的俄罗斯继续保持良好关系。在俄乌冲突和美国内政发生剧烈变化的背景下，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受到质疑，北约的凝聚力遭到削弱，德国开始寻求更大的战略自主。由美国主导的“西方”由此正在经历艰难的变革。探寻该秩序的历史渊源是理解当前危机的关键。
冷战和平：关于德国问题的约定
马克·特拉克腾伯格的著作《构建和平：缔造欧洲解决方案，1945-1963》旨在回答一个根本问题：冷战时期的大国和平是如何实现的？ 他认为，1945-1963年，德国的战后地位问题一直困扰着美苏等大国：一个战败的德国在西方联盟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 如何让苏联人相信复兴的德国不会危及他们的安全？ 德国问题的解决由此成为实现美苏和平的关键，而美国对欧洲盟友的安全承诺则是解决德国问题的关键。在特拉克腾伯格看来，只有美国具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以制衡苏联并为其欧洲盟友提供安全；同样，也只有美国能够限制德国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在朝鲜战争以后，美国需要德国提供人力、物力充实北约的军事力量。可是，如果德国为北约提供军事力量，德国就不能被当作战败国对待；如果德国不再是战败国，它就理应与英法享有同等国际权益。发展独立的军事力量是民族国家天然的权益，但是德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又必然引起苏联的安全焦虑。在这方面，美国面临着双重困境：一个在联盟内部，另一个在美苏之间。美国强化其军事力量和联盟合作的行为会引起苏联的不安，而美国与苏联关系的缓和将引起德国的不满。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美苏两国达成关于德国地位的协定，即德国作为北约成员但不能拥有核武器；同时，美国通过北约维持对德国的安全承诺，使其放弃独立发展军事力量的机会。当然，这一协定不会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数次谈判和危机才得以实现。即便是其最终成果——1963年由英国、美国、苏联三国签订的《有限禁止核试验条约》——也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约定。在表面上，该条约旨在限制其他国家进行核武器试验，但实际上只有德国受到了限制。于是，一个稳定的西方国际体系逐渐成形：德国在北约框架下受到遏制，北约与苏东集团之间的军事力量达到平衡，德国分裂的现状也得到了国际各方的承认。
对冷战的再认识
上述论点打破了人们对于冷战的一般理解，并为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提供了重要启示。长久以来，冷战被认为是美苏两大国之间势均力敌的较量。然而，特拉克腾伯格认为，如果美苏两个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尊重两极体系这一基本事实，那么美苏两国就不会在战后发生多次外交危机，以致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国就认清了这一现实并且希望能够就势力范围的划分达成约定。然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因此这一约定只能以秘而不宣的形式达成。但罗斯福的逝世、苏联在希腊和伊朗的冒进行为以及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的离职让美苏在战时的信任荡然无存。于是，美苏的地缘政治矛盾在战败德国的处置问题上爆发了。起初，双方希望可以保持德国的统一，但是随着美苏之间不信任感的加深，德国的分裂趋势变得难以逆转。然而，直到美苏两国都经历了多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的战争风险以后，双方才充分认可德国分裂的既成事实。
起初，美苏领导人在1955年的日内瓦会晤象征着双方承认东西德分裂且分属于北约和华约两个势力范围。1956年美国免于介入波兰和匈牙利内乱，进一步体现出其对于苏联势力范围的认可。然而，东柏林的经济衰退促使赫鲁晓夫向西方施压，从而维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声望。就这次柏林危机的起源而言，美国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拉克腾伯格罗列出系统的证据表明，正是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鼓励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欧盟友发展核武器，苏联才感到了威胁。苏联领导层担心，东德政权将无法应对一个军事力量强大的联邦德国，一旦联邦德国拥有核武器，苏联使用军事力量维持的东德政权将面临极大风险。特拉克腾伯格的研究中，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维护联盟稳定和减少美国的海外军事负担，未能迫使德国放弃发展核武器。但其继任者肯尼迪意识到，德国的军事问题——尤其是发展核武器的潜力——是苏联的核心安全利益。若想解决这一问题，先前在北约框架下组建多国部队的方案是不切实际的。其原因是，如果多国部队由北约统一指挥但是军备和人员又分属各国，在战时该部队将难以协调指挥。因此，唯一可行的方案是由美国统一组织军事力量，而这意味着各国发展军事力量的方案须通过与美国协商解决。这样一来，美国就可以单方面向德国施压迫使其放弃发展核武器的计划。
可以说，德国的非核地位是德国融入西方阵营的必要条件，而其他的诸多因素，如德国社会民主党逐渐转向亲美立场、法德和解也都扮演了重要作用。然而，最为重要也颇为有趣的因素是，苏联接纳了德国从战败国转而成为西方阵营中的重要盟友的过程。北约作为美国维持其在欧洲军事力量的同盟制度，对苏联的军事威胁不言而喻。尽管如此，一个依附于北约的联邦德国依然好于一个军事力量强大（甚至拥有核武器）的德国。当然，苏联的配合是心照不宣的。在特拉克腾伯格看来，苏联对德国军事威胁的顾虑甚至超过了对美国军事力量的顾虑。东西德国之间的政治矛盾是最有可能让苏联陷入军事冲突的热点问题。
在这方面，特拉克腾伯格的著作修正了关于冷战的传统观点。他认为，冷战时期的大国政治不能被简化为美苏两国之间的决策与互动，而是牵涉诸多第三方国家的复杂博弈。这里涉及的同盟政治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简单。以肯尼玆·沃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们曾认为，鉴于超级大国不依赖于盟友为其提供安全，因此可以免受盟友牵连，从而避免卷入不必要的冲突。特拉克腾伯格的史料发现挑战了这一假说。事实上，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非常在意盟友的态度。苏联甚至不惜升级与北约的地缘政治冲突来支持东德政权。这背后的动机不仅包括安全还有声望。作为支配国际体系的超级大国，美苏两国领导人都想要维护与其国际地位相称的声望，保持对盟友的信誉则是其声望的重要维度。因此，对于美苏两国而言，盟友不仅是安全利益的保障，还是声望符号。美苏两国维持对盟友的承诺更多是出于维护声望的目的。然而，这又为冷战中的大国政治平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尽管如此，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终究建立了起来。特拉克腾伯格认为，这个体系建立在三个要素上：柏林与中欧地区的现状、德国的无核地位、美国在欧洲的长期驻军。随着两德统一和冷战的终结，这一格局在后冷战开始经受新的考验。由于失去了主要的地缘政治对手，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出现了松动的迹象。由于俄罗斯内政外交的改变，德国也在调整其政策立场。特朗普对美欧关系的破坏，使德国在战略自主与跨大西洋依赖之间的政策调整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俄罗斯对德国发展军事力量的顾虑也与日俱增。如果说冷战时期苏联挑起的每一次冲突均和德国问题密切相关，那么欧洲安全架构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应当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作者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