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细菌战与防疫战文献集》，张宪文、吕晶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历史留下伤痕，史料还原真相
——《抗日战争时期细菌战与防疫战文献集》主编访谈录
采访人：韦方宁、刘诗纯
受访人：吕晶，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
问：首先，祝贺11卷《抗日战争时期细菌战与防疫战文献集》出版。这套书先后得到国家社科基金抗日研究专项工程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提出该课题的背景以及立项的初衷是什么？
吕晶：侵华日军细菌战是抗日战争史中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过去几十年，学术界虽已积累不少成果，但由于史料挖掘不够系统、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相关研究仍有较大拓展空间。为此，我们提出“日军细菌战海内外史料整理与研究”课题，希望全面搜集、整理国内外相关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课题立项不仅着眼于学术意义，更致力于还原历史真相、揭露日军罪行，深化中国抗战史与二战史研究的衔接，并以历史观照现实，传递捍卫和平的信念。在抗战胜利8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时刻，本套文献集的出版，既是对历史的郑重回应，也是一份献给祖国与人民的学术献礼。
问：请问课题自立项以来，作者团队是如何分工以及如何具体开展研究工作的？
吕晶：本课题由首席专家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牵头，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医学院、社会学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浙江省历史学会，中国台湾地区及新加坡等海内外学术机构的近20位专家共同开展。团队组建颇具特色，汇聚了历史学、医学、社会学、人类学、国际政治及法学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力量，既有长期深耕细菌战领域的知名专家，也有具备跨学科视野的中生代学者。在具体工作中，团队注重打破学科壁垒，强调“文理兼容、多法并重”。一方面，依托历史文献进行扎实考证；另一方面，积极运用田野调查、口述访谈等社会学方法，并引入流行病学分析工具，尝试从多维度还原细菌战的历史实态与其长期社会影响。这种跨学科协作的研究路径，不仅拓展了抗战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为相关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经过团队多年的共同努力，最终形成“史料汇编”“调研报告”和“研究著作”三种形式的研究成果。这套《抗日战争时期细菌战与防疫战文献集》从不同维度呈现了日本细菌战研究的新内容、新方向和与新趋势，标志着该领域研究进入了一个跨学科深度融合的新阶段。
问：这套书的史料来源广泛，涉及诸多国外文献，包括日本、美国、俄国等多国档案馆、图书馆馆藏资料，这些史料内容都涉及了哪些方面，凸显了何种学术价值？
吕晶：本套文献集在史料搜集中，注重构建多元、立体的证据体系，涵盖中方、日方及第三方文献，力求突破单一来源的局限，全面还原历史真相。
中方资料主要依托台北“国史馆”和台北“国发会”档管局所藏档案，系统整理了中央卫生署、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省卫生处等国民政府机构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原始记录，并结合60余种近代报刊中关于细菌战的报道与疫情信息，以及传染病知识的科普与传播等内容，呈现中国方面的应对与认知。
日方资料重点放在荣字一六四四部队和冈字九四二〇部队的核心档案，完整梳理其组织体系与作战行为，揭示其与七三一部队的协作机制及在华中、东南亚地区的细菌战实态。细菌部队老兵证言在过去未曾大规模编译，此次先期收录了24名原细菌部队官兵口述史料，真实记录了活体解剖、细菌实验等暴行，成为揭露日军罪行的重要一手材料。
第三方资料系统地引介了苏联和俄罗斯的相关文献资料，包括苏联早期引进的细菌战研究著作、伯力审判材料、《真理报》等报刊登载伯力审判的内容、朝鲜战争美军生化战报告、俄安全局档案分局2021年解密的日军生化战档案，以及俄国内对于新解密材料的新闻报道等，以期对学术同仁研究有所助益。
通过多方史料互证，本书构建起跨地域、多语种的证据链条，不仅在微观层面还原细菌战实施细节，更在宏观层面将细菌战研究置于全球史视野下，展现其作为战争罪行、卫生战役与国际政治议题的多重面相，有力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问：除却档案、报刊、日记等传统史料，这套书中还包含了“口述史料”的采集与收录。请问这些史料在课题成果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吕晶：口述史料在细菌战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战争末期，日军曾系统销毁相关档案，导致官方记录严重缺失。而本套书中收录的日军官兵证言，涉及部队编制、实验流程、武器运输等关键细节，有效填补了档案链的断裂，并与既有文书档案相互印证，增强了证据链条的完整性。
另一方面，来自中国平民疑似受害者——如浙江衢州等地居民的口述，则从疾病与身体的视角，记录了以创伤、苦难与疗愈为主线的微观历史。这种基于身体感知的记忆，不仅反映出细菌武器的病理特征，也从地理与社会层面还原了受害路径，形成了对抗历史虚无主义的鲜活记忆网络。
口述史料在本课题中，既是弥补档案空白的“黏合剂”，更是为沉默者发声的“见证之器”。它以人证对抗遗忘，以情感唤醒良知，不仅补全了历史的拼图，也深化了我们对战争责任与人道危机的理解。
问：“中国各地区藏细菌战与防疫卫生档案”以细菌战与防疫卫生为题眼，您认为应当如何理解这两个主题之间的关联性？
吕晶：细菌战与防疫卫生是抗战时期一体两面的历史议题。日军实施的细菌战不仅是军事侵略行为，也直接引发了区域性公共卫生危机，迫使中国方面在极端战争环境下建立起一套应急防疫体系。因此，将两者结合考察，有助于从更完整的视角理解战争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在研究层面，若仅聚焦于细菌战本身的史实考证，容易忽略其对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带来的冲击与挑战。事实上，面对细菌战所导致的疫情威胁，中国各级政府、军方与民间力量积极应对，逐步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防疫网络，并推动战时公共卫生管理机制的初步构建。这些防疫实践，既是抵抗细菌战的重要手段，也反映了国家在战争状态下维持社会运转与民众健康的努力。
因此，梳理该时期的防疫档案，不仅能够补全细菌战研究的叙事链条，更可揭示战争背景下中日双方在卫生领域的复杂博弈，以及中国社会在危机中所展现的应变与韧性。这一视角的拓展，有助于推动相关研究从单纯的军事史、罪行史，逐步走向更加立体、多元的社会史与卫生史交叉领域。
问：相比于七三一部队，同样犯下残忍罪行的一六四四部队相关信息与罪证却一度被遮掩。作为这套书的重要内容之一，《日军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都采用了哪些方面的史料？ 对荣字一六四四部队史料进行搜证的决定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观照？
吕晶：本卷在史料选用上以日方原始档案为核心，广泛收录了来自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国会国立图书馆所藏军方文件，以及《大东亚战争中的陆军卫生史》《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等关键文献，并辅以相关医学杂志、老兵证言与军医回忆录。其中，如肥塚喜一的《江南春秋从军记》以及小川透、近喰秀大等部队军医的研究论文，均为以往研究中较少使用的珍贵材料。此外，书中也引入国民政府海外出版物中对日军细菌战的揭露内容，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与国会图书馆所藏相关解密档案，形成多国档案互证的结构。
对一六四四部队展开系统史料搜证，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其一，该部队在南京建立了完整的细菌实验与生产体系，其罪行长期处于研究视野的边缘，相关史料整理较为薄弱，亟需系统整合与补全；其二，作为南京本地研究力量，团队有责任深入挖掘该部队在南京及周边地区的犯罪事实，推动区域性细菌战研究走向深入。通过梳理其建制、活动与战后隐匿过程，本卷不仅填补了该部队专题史料集的空白，也为其战争责任的进一步厘清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
问：第八卷《日军官兵证言所见侵华细菌战暴行》中的日军官兵主要回忆了哪些相关的暴行？ 他们的证言如何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和复杂性？
吕晶：本卷收录的日军官兵证言，主要围绕四个方面揭露侵华细菌战暴行。首先是对人体实验与活体解剖的回忆，多名官兵分别交代了在海南、南京、大连等地参与此类非人道行为的过程。其次是细菌战的研究与筹备工作，包括解剖军马、采购实验器材、饲养跳蚤、培养细菌，以及在难民区进行小规模细菌实验等具体细节。第三是细菌战的实施过程，证言中涉及七三一部队的行径，并提及香港、诺门坎等地因细菌战造成的悲剧。最后，部分官兵还回忆了战争末期日军为掩盖罪行而系统销毁证据的行为。
这些来自加害者一方的直接陈述，不仅从内部视角还原了细菌战的组织流程与实施细节，弥补了因档案销毁造成的历史空白，也呈现出战争环境下个体所面临的道德扭曲与心理挣扎。它们既是揭露日军战争罪行的重要证据，也为理解极端状态下的人性异化提供了深层视角，从而推动相关研究超越事实考证，迈向更具反思性的历史认知。
问：最后一卷是衢州“烂脚老人”的调查报告，这样一卷独特的调查报告对日军细菌战的研究起到了怎样的呼应或补充的作用？
吕晶：“烂脚老人”是细菌战的疑似受害者。本卷以衢州地区这些老人为调查对象，从地方社会与受害者个体的视角，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维度。通过实地走访、口述采集与地方史志对照，课题组发现该病症在日军实施细菌战之前并无记载，而战后集中出现在浙赣铁路沿线等日军曾活动的区域，其时空分布与细菌战存在明显关联。
这一调查报告的价值在于，它将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底层受害者纳入了历史叙事，通过个人记忆与文献记载的互证，增强了细菌战罪证链条的丰富性与完整性。同时，报告不仅揭示了细菌战造成的即时伤害，更展现了其长期的身体痛苦与社会影响，使研究者得以从更延续的时段理解战争创伤。
因此，本卷既是对日本战争罪行的重要补充，也是对历史记忆的社会回应。它推动相关研究从宏观史实考证延伸至微观生命经验，并在当下唤起对战争遗留问题的关注，体现了历史研究的人文关怀与现实意义。
问：这套书对抗日战争研究领域的贡献和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吕晶：这套书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史料、视角与意义三个层面，尤其在史料建设上形成了鲜明特色。
首先，在史料建设方面，搭建一个多层次、互证型的史料体系。它并非简单档案汇编，而是有机整合加害方（日本军方文件、官兵证言）、受害方（中国各级政府档案、民间受害者口述）以及国际第三方（苏、美解密文件）的记录。尤为关键的是，课题通过实地调查（如对衢州“烂脚老人”的追踪）抢救了濒危的底层记忆，将微观个体叙事与宏观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从而在证据链上实现了从“罪证确凿”到“血肉丰满”的升华，为细菌战研究奠定了更坚实、更立体的史料基础。
其次，在研究视角方面，课题实现了从单纯的军事史向跨学科研究的拓展。它综合利用战争史、医疗史、社会史的方法，不仅厘清了细菌战的实施过程，更深入揭示了其对公共卫生体系、社会心理以及战后数代人的持久创伤，极大丰富了抗日战争研究的维度。
最后，在现实意义方面，这些扎实的史料与多维的视角，共同为反思战争暴力、捍卫历史真相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支撑，凸显了历史研究观照现实、呼唤和平的深层价值。
